“突破口”宜宾造派谢英富回忆录(节录)
这是当年当事人的回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容易看懂，没有经历的如读"天书"，但里面有很多原始信息，可作研究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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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渊源 (略)
二，潮流：炮轰省、地、市委(略)
三、转折：首次入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 天冷心更凉。经过两天两夜多的车厢生活，我们怀着极度的伤感，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英，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倆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四、祸胎：“五一三”始末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略)
楼主：自耕农后裔
五（上）、蹉跎“武装支泸”始末 俗话说的“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宜宾大规模武斗刚刚停息，形势在开始好转，泸州的干戈又起（泸州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辖七个县市，后与宜宾行署合并为宜宾地区，辖十八个县市）。泸州造反派告急电和专门赴宜求援人群不断。当时以成立了宜宾地、市两级革筹，主持宜宾地区文化大革命事宜，我们造反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便宜行事了，只能向两级革筹反映和提建议，却不敢随便越雷池半步。可是泸州造反派源源来宜求援，可以说宜宾各大群众组织是应接不暇。对此，宜宾地、市革筹均感头痛。一方面要安慰好泸州的造反派，指令我们各大组织接待安排从泸州撵出来的人，设法解决好吃住问题。另一方面还得说服宜宾造反派要保持冷静，切不可感情用事。怕我们看到泸州这批拖儿带女被撵出来的惨像难以克制冲动产生过激情绪。再一方面就是积极向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汇报反映，请求上级设法制止武斗。 在泸州造反派不断求援和宜宾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地革筹也迫于无奈，难以控制泸州的局势了。王茂聚、郭林川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徐克明原是地委机关政治教员，文革开始后几经辩论才站出来造反的，但在地委机关也算是造反得比较早的同志），回来后才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各大组织派少数人组成送粮送药的船队到泸州作人道主义式的支援，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当时我们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 船队走后我碰到徐克明，问他同王老头到泸州去干什么？他说是解放军部队叫王去泸州看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报，王的文化太低，故叫他同去，好帮王老头参详电报内容和记录与军方的交谈事宜。我问电报的内容知道否？他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就是早已传开了的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自卫的事。” 于是他接着讲：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所以才同意我们派船队到泸州送粮送药品的。 船队将至泸州港时，对立派（即泸州红联站）立即出动船队来阻拦我们，由当时宜宾地区马力最大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拖轮领头，向我方船队冲来。尽管他们装备有现代武器，但是，面对我们支泸船队雄赳赳、不怕死的勇往直前、迎头而下的气势，特别是对方向我方船只掷出手榴弹，落到我方甲板上，我方当过兵的张德建见状立即抓起未爆炸的手榴弹反手掷出落入水中爆炸的阵仗，对方可能摸不偷我方实力（其实我们去的人全是赤手空拳，这也是按行前地革筹再三强调的纪律来执行的），见我方毫不畏惧地行进，大有以船撞船的拼命架势，泸天化轮带头转向飞快返往驻地，并立即着手用钢板焊装护甲装置。这也许是向宜宾红色派学习来的方法吧。这样一来，他们的船就成了比较完备的土“军舰”，攻防自如了。 我方人员趁对方退走搞装备之大好时机，将船泊好，抓紧时间起运粮食和药品，给泸州红司（造反派）。红司的人见状欢腾不已，非常感激宜宾“战友”在他们艰难的时候，临危不惧地为他们送去珍贵的粮食和药品。 正当泸州红司人高兴非凡之际，红联船厂广播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噩耗：“今夜血洗泸州城”！欢庆火暴的场面顿时消失了，人心惶惶。 泸州联合会（即泸州红司的一个造反组织）、成工兵团泸州总部（也是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下属组织）相继给我挂来加急电话，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他们都经常与我八八团保持有电讯联络关系）。因我们到泸州的人都是赤手空拳的，而对立派则都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对抗明显是要出大亏的。为避免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我请联合会和成工兵团的“战友”帮忙，立即通知我方船队（人员），火速返航，切不可与对方发生冲突。 住在船上的人很快得到消息，苦于无法及时找到上岸的我方人员。时间紧迫，船队没有等到住城里的人员来齐，就启航返宜了。这样迅速的行动也没能逃脱恶运。船队进入纳溪县（也是宜宾的一个属县）境“三号信箱”附近，大马力的土军舰“泸天化”轮领头追上了我们的船队，瞬即机枪声、步枪声不断，手榴弹爆炸声震天，打得我们的人些东躲西藏，有的竟跳河逃命，躲避在船上的人全被生俘。而住在城里没来得及撤走的人，更没逃脱恶运，一个个被抓来关起。宜宾地革筹与我们同时得到这个坏消息，加之跳河逃回来的人证实，地、市革筹领导和我们方知决非传言了。地革筹的王茂聚、郭林川，市革筹的李良，再三给我们打招呼，千万不嫩个轻举妄动，要冷静，相信省革筹和地革筹，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决不能冲动上当喔。还警告说，不管哪个组织哪个人，不听招呼惹出事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后来地革筹按上级指示，派出当时在地革筹工作的刘跃银（原地区公安处干警，也是地区公安造反组织的头头）等代表地革筹到泸州与泸州红联站进行交涉，重点阐明了宜宾去的人都是赤手空拳，是出于人道主义声援送粮送药，也是在情理中事，并非到泸州参加武斗的。几经交涉，最后红联站才将张德建等（宜宾城区八八团的）、李培中（宜宾长航社八八团的）和交通、城建的人等放回。他们返回途经宜宾金坪镇时，又遭到宜宾红色派的拦截。可见对立双方的通讯联络都是很密切的。 送粮支泸的阴影，使宜宾造反派憋了一肚子的闷气，真是哑子吃黄连，可又无可奈何。我们始终想不通，泸州红联站怎么会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枪支装备？一般百姓能随便拥有武器？甚至敢开枪杀人么？这个内幕至今我也解不开（实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罢了）。 疑团未解，更大规模的武斗在江城泸州更全面展开。据泸州人告知，重庆“八一五”都到泸州参战了的，支持红联站。造反派被打得鸡飞狗跳的落荒而逃。一批批无家可归了的“难民”涌向宜宾。扶老携幼的泸州造反派人，博得了宜宾人的极大同情。泸州造反派也一批接一批地到地革筹求助，向市革筹求援。可以说，那段时间地、市革筹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为泸州“战事”忙得不亦乐乎。劝说无济于事，不接待更加激起怨愤。特别是宜宾市革筹所在地原市委招待所，泸州造反派涌在那里，围得个水泄不通，向市革筹要枪支援。后来不知谁通知地革筹的头王茂聚来到市招待所，泸州造反派一窝蜂地围拢去，七嘴八舌地说闹个不停。本就性格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的王茂聚一言不发，大概是想让人些发泄个够。在人潮推攘中，不料个别失去理智的人，还将王茂聚头上的戴的军帽（时因王茂聚已被正式任命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故穿的是军装）抓下来甩到地上用脚踩，问王茂聚： “泸州造反派人的死活你管不管？” “你这个地革筹的一把手，为何不制止麻联站（即对红联站的贬称）的暴行？” “王茂聚，要是麻联站打到你家门口，你还沉得住气吗？” “重庆的人都可以跑到泸州来帮着打我们，我们本地区的就不可以到泸州支援吗？” 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过激语言。这其中有无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惟恐天下不乱的居心？我是不得而知的。因泸州来的人很多，我也只认识个别较大的头头，其他基本都是生面孔，难辩真伪，只能从旁劝阻，好言安慰。闹了好半天，王茂聚才得以脱身上楼与李良谈事情去了。 这时由北京中央传出的“文攻武卫”已成为极响亮的斗争口号了，而且解放军部队的上级——师部（番号部队）来宜宾驻防，就住在军分区对面，支左态度较为鲜明，而且师部还专设了“支左办公室”，公开接待群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不知是中央还是省里领导有什么指示，当时传言说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军界发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到底是真是假？大都不得而知，反正宜宾是潮动了，至今仍是个谜。但军方应该说是清楚当时党中央的态度的。那时，大家都只能从迹象上看，认为是假不了的就是了。或许是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经受不住造反派的冲击，宜宾市革筹的某个人（因记忆模糊，故无法署名）带上罗太安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市武装部的范部长谈了话后，由罗太安（原宜宾市人民电影院职工，造反派临时协助市革筹工作的人员）具体与范部长联系，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当时只准我们八八团组建一个精干连队，加上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我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名字不太记得清了）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名字也不太记得了）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临到出发我还是空手。我到市革筹找李良，问他： “李老头（当时对他的尊称），我这个副营长用拳头上战场啊？” 他听后露出一脸的惊讶，这才叫市公安局拿了支封存的驳壳枪给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总算有了支枪，插在腰带上就随队出发了（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这就是出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从这次的民兵组建和发枪等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某个由基层一跃而为市“领导”的人之潜在私心的大萌芽，好在我不计较。那时的我就那么简单，一切从大局出发。 这次武装支泸由于是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故均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洲。另一路则由我们和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我团的那个连是前哨，当时我虽不懂带兵打仗，但深知火器械斗是流血、死人的“战争”，决非儿戏。所以我要刘友源当指导员（他在解放军部队时，就是侦察兵尖子），任命当过公安侦察的杨立相（宜宾地区邮电局职工、烈士的儿子）和当过兵的黄海浪（宜宾市锻压厂职工）当正副连长带队，我也随前哨连行进。两路人马均由省汽车运输公司宜宾分公司的造反派头吴明高（抗美援朝时的英雄驾驶员）调集该公司30队和32队的车辆担任此次运兵和后勤供给的运输任务。 连夜出发，天刚亮到达隆昌县城。因我原早在隆昌、泸县搞过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故对隆泸公路沿线的险要地形多少有些了解，所以趁在隆昌休息之机，我叫杨立相、黄海浪特别要注意界牌（即隆昌与泸县的交界处），白水滩（即泸县的加明镇和隆昌县的胡家寺交界处）和小市背后的大山处。因那些地方地势险要且居高临下，完全可以将公路封锁死，百余条性命，责任重大啊。我说，如发现情况，要立即停止前进、疏散人员并隐蔽，均不可硬闯。他俩都说明白，知道利害关系了。我也就放心了。队伍再次整队出发，杨立相、刘友源乘坐前面两辆车，我在第四辆车上。 一路行进到也平安，唯一反常的是公路上除我们的车队外，再也没见到机动车的影子。我想这也不奇怪，双方对立，交通基本中断了嘛。眼看就要到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了，已经看得到小市背面的大山，我正庆幸平安，突然前面的车紧急刹车。与此同时，枪声大作，公路上响起一连串的弹着地声。全部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员都纷纷地跳下车。我借车身掩护向第一辆车跑去。只见刘友源、杨立相正指挥车上跳下来的人原地卧下或找掩体隐蔽。不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时，我只能招呼大家找有利地形隐蔽待命。 山上的火力很猛，步枪、机枪像炒豆似地响个不停。我们的车队全在别人的火力网里，进退都很困难。更主要的是我们队伍中，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种阵仗（包括我也是，幸好在学校时搞射击运动听教官讲过实战经验，多少懂得点躲避枪弹的知识），听到枪声一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过兵的人当班、排长，都在帮助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可是仍有一小部分惊吓得慌乱了的人，则顺着对方方向朝大山脚下的山沟沟里跑，其中的曾玉文（宜宾市城区公社八八团的）连枪都是第一次拿，可能怎么开枪射击都不懂（这确实是当时的一大悲剧，民兵不懂得枪的使用），他一枪未发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命丧黄泉了（当然，也不止他一人）。 为了不让死难战友暴尸荒野，我们组织了人去枪口夺尸。我要以身作则，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友源、杨立相、张德建等有作战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向山脚冲去，我也将手枪上膛，跟着上。对方火力太猛，我们就停下来还击。我一扣扳机，枪不仅没响，反而枪栓给卡住了，真倒霉！要是用这样的枪打遭遇战，那非白送命不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见冲不过去，就只好暂时返回去。下来休息时，杨立相问我板着脸干啥？我将那支破枪给他看。他毕竟是搞过公安侦察工作，枪也用过不少，接过去哗哗几下拆开来一看，就笑个不停地说： “你真外行，封枪时上的黄油都未除去，你怎么打？”他接着再查看下去，撞针也是磨损了的（说真话，我确实是个外行，在学校搞射击运动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机械构造与手枪根本不一样），幸好工业连带有个专修枪械的王师傅（他原在兵工厂工作过）。经他修理才成了一支真的手枪。几经反复，最终借着夜色还是将死难者的遗体给抢回来了。 我真搞不懂，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知是啥迷了心窍，或许这就叫“信仰激情”？竟然用老掉牙的破枪去与新式武器抗衡？我们用的基本都是过时的，人称老套筒的枪，这些破枪的有些枪口，比子弹头大得多，尤其是汤姆式冲锋枪，射程最多有一二十米远，又易走火。这大概也是在学八路军、新四军的小米加步枪的辉煌事迹吧。 我们就这样被阻在58公里处好几天。那时虽已过立秋，但天气还是很热，无法洗澡，对方封锁特紧，白天无法找水沐浴，晚上又找不见水，实在无奈，只好钻进公路的涵洞里，用公路排水沟流来的水马虎洗洗了事。对这种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我们真是一筹莫展，真所谓“出师不利”喽。 一天，天刚黑，宜宾市革筹的头李良来到58公里团部，跟着来的还有解放军。他们一来就叫各营营级干部去开会。经李良介绍一位魁伟的解放军，他是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叫张键。他和李良等听了我们的战况汇报后，李良问张科长有何建议打破这个僵局？张科长说他一来就将整个地形都看过了，要是由他们军人来打这种仗就比较容易点，由民兵来打就很难了。这不是等于说没有办法打了吗？ 张科长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很为难地说： “不是没有办法，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不怕死的决心之人。” 大家问：“怎么个讲法？” 张科长说：“大部队硬攻肯定不行，人家占了有利地形不说，不单武器精良，还有明碉暗堡、工事掩体，是很有章法的打仗，唯一只有出奇不意的夜袭，或许还能凑效，而且只能是小部队的突发夜袭，打对方一个不防。但是，这支小部队要由稍有战斗经验、精干胆大、不怕死的人组成，趁夜色的掩护摸到山上各明碉暗堡下埋伏，拂晓前打响战斗就只管向前冲，山腰上准备的第二梯队跟即上去支援，第三梯队随后压阵和打扫战场，这样胜利的希望就大了。但是，危险性和伤亡也会大。”他最后表白：对我们这样的队伍打夜战，他不敢拍胸口。 他说完，几个营的干部都像得了哑症似的，一言不发。 要组成这样的突击夜战小分队谈何容易，特别是营的头头，不能不为各自营里的人的安危着想，弄不好是要流血死人的。当李良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征求意见”时，其他营都说他们的人不行，比不上八八团的人精干勇敢、敢打硬仗。就这样一致将这个难题推到我们八八团人的头上（不知是否有人事前策划过的保存实力，以利后来）。花成果营长一句话不说（尽管他是老兵、公安领导，按理最有发言权，但毕竟对群众组织的底知之甚少，况且他的话造反派能否听得进也很难说），很为难地望着我，显然是想要我来表态。既然被推都推到刀口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回营去动员、组织力量罢了。但我们的武器最差，我把这个情况提出来后，张键科长建议李良在各营强行抽调一些稍好点的武器给我们。李良首先当众将他警卫员向其昌（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俩人的“五六式”冲锋枪拿出来给我们（这是我们民兵团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支新式武器，是专为保护李良同志配备的，张科长和他的警卫员都是空手），然后东拼西凑，总算给了我们十来支（挺）快武器。会议决定我营突击夜袭分队为第一梯队，我营剩下的两个多连为第二梯队，某某营为第三梯队。 散会后花成果和我留下，张键科长单独向我们建议说： “最好是晚上两三点钟开始行动，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严格时间保密），就是参加突袭行动的也不告诉，只叫他们整夜着装待命，晚十二点饱餐一顿后原地休息，出发前给每人发点鸡蛋和肉食，三、四十人要精干，老兵有经验的最好，全配备快枪（哪怕是旧式轻机枪）和手榴弹，争取凌晨五时左右摸到对方阵地前隐伏，天麻麻亮（即晨六点左右）看到进攻信号弹升空，立即发起猛力攻击，先用手榴弹炸碉堡后，就开枪扫射一直往前冲。战斗一打响第二梯队立即跟上接应，速度越快越能减少第一梯队的伤亡，营的指挥位置应设在两个梯队的中间地段，行动的细节你们自己商定。”他说完后团部的信号枪也给了我。临行李良再三叮嘱小心行事，行前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回到营部，我和花成果将八八团连的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张德建等人找来商议，由他们提出人员名单后，又商量了一下行动细节，花成果传授了一些临战经验。幸好被选上的人来营部开会，一动员和说明突击夜袭的重要性后，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一致认为成功与否，都在此一举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吃过加餐饭各人发了两个熟鸡蛋、一小砣肉食就集中休息了（营里其他战士知道有行动，但具体情况均不知晓）。到凌晨二时，命令突击小分队出发，借助夜色向山上运动。我和花成果带上警卫员、号兵随后出发，并向教导员杨某交待，两小时后带领全营余下的人按原建制赶到营指挥所下面坡上待命。 夜袭行动开始前忙上忙下倒不觉得紧张，当突击小分队悄悄向山上摸出去后（基本上是靠爬行，月黑风高的郊野，后面的人只有摸着前面的人的脚行进），我的心情随着夜深渐渐地静了下来。这一静脑子里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了起来，开始回味团部开会的种种现象和张科长在会上讲的那番话，再联系到突击小分队这几十号人的生死攸关问题，心里就有些后怕了。万一他们在运动中稍有不慎，哪怕是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对方密集的枪炮不知要射杀我们人的多少条生命？而夜间去爬一座完全陌生的大山而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谈何容易哦，就是正规部队恐怕也难啊！其实，事已至此，后怕又有何用？还不如干脆不去想它，听天由命好了。 现在说得轻巧，但当时脑子根本不听使唤，反而把问题想得更深、更复杂。花成果到沉得住气，见我在黑夜中东走走、西望望，心神不定的样子，就劝慰我说： “老谢，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养养神，呆会够你忙的了，我看你们选出的这批人都还可以，年轻精干不说，加上不少人是当过兵的，特别是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他们带队，都是搞过侦察的，你就放心好了。” 当时我口没好说出来：放心？你到放心，人不是你带的，出了问题也不干你的事喔。 凌晨四点多钟，营通讯员来向我们报告，第二梯队的人全部运动到了指挥所的坡上等待命令。我的心情稍平静了一些，因为两个多小时了没出现问题，也有相当的火力压压对方，给一线的人减轻些压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又一阵紧似一阵，想到呆会战斗一打响，几十号人不知有多少要倒在血泊之中，我回去将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待？我那时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山上，希望约定的暗号能顺利地在山头上出现。特别是黎明前的那段黑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行，生怕漏过那一瞬即逝的联络信号（正如老兵们说的，人最紧张的时刻不是战斗打响后，而是战斗未打响前的宁静时刻）。快到凌晨六时，山头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三下亮光，使我放了点心，现在就不知打响后又是怎么一个状况了。 当山形在夜色中出现一点轮廓，进攻的时间到了。我急忙叫号手张登奎、唐某某等三人准备，见到红色信号弹升空就尽全力吹响冲锋号。我的信号弹刚一升空，山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四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加上冲锋号的号角声，整个山体一刹那就热闹了起来。花成果和我都向山上冲去。跑了不到五十米远，突然山顶上还有一个暗堡开枪向我们射击，我立即在一个坟包后卧下，幸喜坟头大，山上机枪扫射下来打得坟头泥土翻飞，弹头铲出了一条槽，其泥土都打到我头上了，生痛生痛的。我见事不妙，就地一滚到了下面低洼处，警卫员没看清什么，哇的一声哭着叫喊： “谢营长，谢营长，你怎么样了？” 我没好气地吼到：“你哭叫啥子，我不是好好的吗！” 好在轻机枪很快就变哑了，不然照这样扫射，我的性命就真的堪忧了。枪一停我们就赶紧爬起来又向前冲，背后大队人马也冲上来了。到了山顶我只顾看地上有无我们的人躺下了（地上有好几具尸体），对身边炸烂的碉堡工事和满地的香烟食品不屑一顾。二梯队的人都冲上了山顶，我仍没见到一个突击小分队的人员，真担心得不得了。 前面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烟雾基本散开，这时才看到我们一梯队的人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了（其实这不应是我们的任务）。我立即赶到对面山顶，黄海浪才向我报告，小分队队长刘友源负重伤，另有两名队员负伤不很重，均由医院去了，但小分队无一人死亡。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我那悬吊着的心放了多半，但仍担心着刘友源的伤势。花成果和杨某、陈某正赶紧收集队伍，一齐向泸县县城小市进发。这次突击夜袭，我们缴获两挺苏制的新型重机枪（可惜没找到带轮子的机座）和一些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这就使得八八团这个连的武器装备大大的提高不少。这次突法夜袭只伤无亡，确实是个奇迹，张科长得到报告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简直没有想到民兵会打得这么漂亮。它使我们八八团声威大振。不过，说句老实话，这次成功不能说明我们的队伍就完全过硬了，这其中或许就是相当的侥幸成分和对方过于麻痹等因素有机结合促成的，也正应了骄兵必败一说。而且，这也由此加深了对立派对我和我们的怨恨，就连外地武装去支持红联站的组织都恨得我们咬牙，特别是对我这个头。 说实在的，那次突击夜袭可能有人认为在前面打冲锋的是去送死，走后面打扫战场才是捡pa（火+巴，捡便宜的意思）和的美差，殊不知我们一、二梯队打冲锋走前面无一死亡，反而是认为捡pa和的还死了两三个人于黑枪之下。 由于58公里两山的重大防线被我们突破，小市的城防也立即溃散，我们无需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小市，这时才知另一路人马早就顺利进入泸州市城区，见我们攻占了小市后山，他们也猛力攻过沱江大桥与我们会师，对立派的人几乎全部退守二五厂（即泸天化厂对外名称）。我派多数人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攻下二五厂，免除后患（特别是泸州造反派极力主张如此）。部分人认为应从大局设想，怕攻二五厂会引起对方孤注一掷，引发特大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传来宜宾地、市革筹指示：支援目的达到，立即撤回宜宾，泸州的事就由泸州造反派自己处理了。这也正是地革筹考虑到若攻二五厂恐发生大爆炸造成重大的厂毁人亡，故而强令撤回的一个策略。 听到这个指令，加之我很担心刘友源的伤情，我和花成果、杨某某、陈某某立即收缩队伍开拔返宜。 回到宜宾，在北门汽车轮渡码头受到宜宾“战友”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我们觉得很荣耀，特别是缴获不少新武器，尤其是那两挺新式重机枪（说真的，开始发枪装备时，给我们的枪械比别人都差，就连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都不给我们一挺）使我高兴非凡，我们有了宜宾唯一的两挺新式重机枪。一回宜宾，就找懂行的师傅和部队转业的请教，如何给新式重机枪装备上带轮子的枪座，不然难以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如愿以偿，它成为了我们方面最新最强的武器了，也可见我们当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重庆情况也不甚妙，大批“反到底”成员（“反到底”是重庆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之一，颇受当权者厌恶）由于武斗被撵了出来，大批涌向了宜宾。我的两姐姐，甚至在壁山的妹妹都举家逃到宜宾避难。由于人数众多，地、市革筹个方面军只好叫各组织分散接待（因为吃住问题不好解决）。还有更多的反到底的人在重庆坚持斗争，同样牵动着宜宾人的心。由因经受过“五一三”的困境，宜宾造反派（包括部分不在派的纯居民）自发组织募捐钱粮，然后集中到方面军和我们团部，用麻袋装好交给反到底总勤务组的一个头头背回重庆，支援重庆“战友”的艰苦斗争，其场面和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深刻映像。这种相互支援在当时是特别真挚和纯洁的，我们宜宾同样受到过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支援。当时大家只有用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爱来高度概括了。
楼主：自耕农后裔
五（下）蹉跎地市革委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由于知识浅薄，至今我都没能想通，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总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点安宁，干扰一个接着一个，武斗犹似幽灵般总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进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局势关系，长宁县（也是宜宾属县）造反派请我到该县座谈。通夜的会议下来，确实疲倦极了。好在那时我们已习惯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瞌睡，休息也不择地点和形式，故一上车（因地革筹通知我回宜开会）就睡着了。当吉普车行至高县（也是宜宾属县）时，驾驶员停了一下车，我也随之醒来，见驾驶员满脸倦意，我对他说： “如果困得很，就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他说：“没关系，刚才是有点打瞌睡，现在好些了，你要赶时间回去开会，我们这就走好了。” 我听他说得很有把握，他又是个老司机，就同意继续开车。车行驶了一段路，过了符江镇（高县境内的一大镇），看来还比较平稳地行进，我也放心了。在车的摇来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车“轰”的响，我也随之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医院的病床上，我的爱人和一些属下见我醒来都很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坐的吉普车在贾村与来复之间（同为高县境内），从四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上翻下了河边，幸亏山腰的一棵树挡了一下，不然车就翻到河里去了。现在是一死四伤，长宁县造反派的头唐世斌脾脏破裂，还没脱离危险，并告知我已昏迷两天多了，但没有生命危险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我勉强能下床走动了。团部的工作我想有刘友源主持，不用我担心，但这段时间老不见刘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一想到这些，心情有开始烦乱了。那天，我刚躺到上床，傅文琪几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要我派人去营救。我问是谁叫派宣传队到县区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毋光汉带队去的。一提到毋光汉我就生气，知道这个人最爱出风头，喜欢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一副自以为是疯疯癫癫的样子，纯粹是个惹祸包。于是我叫傅文琪找刘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并说这段时间很难见到刘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来吵着要去观音救宣传队，并说傅文琪接了好几个观音告急电话（一听就知是谁煽动这些人到我病房来闹的）。天快黑了，傅又带着一批人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来闹，并问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观音解围救人？我问他找到刘友源没有？他说没找到。我叫他们不要急，等找到刘友源来商量后再说。傅一听就火了，说： “你当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区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并说毋光汉挨得最凶，被拖起在街上打。 旁边一些“战士”也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八八团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的人。” 整个病房闹动了，乱轰轰地一团糟。就这样被某人画龙点睛一闹，我没经受住冲击了，更怕别人说我在总团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 不一会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医院）。我深知造反派的“脾气”，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为避免事态扩大，医院坝子里集中好了，赶紧从病房赶到院坝里，对集合好的人说： “你们去（观音）的任务是接宣传队回来，到了观音一定要注意三点：一不准乱抓人；二不准打人；三更不准开枪。”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队伍出发了却不见闹得最凶的某某勤务员，百多号人没有总团的头头带队，怕人些到了观音无人招呼得住，问题就严重了。情况至此，逼得我只好带病同去了。快到观音的途中休息时，我又重申了三不准的纪律。 然而，到了观音却没见看到宣传队的影子。这时毋光汉跑来说：人些都在镇子里。罗书林（分团勤务员）说他对观音很熟悉，就带领一些人随毋光汉到镇里去了。我行动不便，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对方断我们后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桥头，警卫员孔庆银和张德建就随我左右。看着我们的人进入了镇里，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子里了，背后远处有人在吆喝：“看你给老子还跑不跑！”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镇上，根本没管背后谁在吆喝谁。突然我深厚几十米处“乒”—“乒”两响枪声，当时我还认为是对方从后面打来的，等我回过头只看见远处两个我们的人端着枪楞在那里。我叫警卫员孔庆银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张德建随口骂到：“狗日的些又在胡搞了嗦。”一会孔向我报告说对方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我气极了撵过去，恶狠狠地问他们为啥子开枪打人的？孔庆银说老的那个叫张志荣，拿枪吆吓对方不慎走火（因老汤姆式冲锋枪潮了，轻轻一甩都会上膛的），年轻的叫周洪英，认为张的枪打不准（因枪响后人仍站着），就抬枪对着死者背心开一枪将人打死了。我气极了，非常冒火地将他们的头何国西叫来问是怎么搞的？何是城区公社分团的民兵排长，他说他反复问了那两个人，确实是这样的。我即命令何将张、周二人的枪缴了，看管起来回宜请示地革筹处理，死者也抬上汽车送宜宾卫校保存。 镇里的人听到了枪声，也赶紧跑回桥头，当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后，都指斥张周二人。这时毋光汉跑过来对我说： “谢团长，不要生气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写个声明，说是对方把人打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一听就更火了，吼着骂他：“你写个球，都是你狗日的闯的祸，现在明明那么多人看到是我们的人开枪打的，你哄鬼呀，滚开！” 随即我叫赶紧把我们的人收集拢回宜宾。任泽鑫（城区公社民兵连指导员）来对我说： “老谢，不要着急，何（国西）排长已问清楚了，老的那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年轻的那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我再问何国西（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工班长），他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时蹲在地上闷起的罗书林见我气的蹬脚，急忙走过来劝我不必着急，说死者是他弟弟，从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贵，观音邮电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参加县红司，田就是不听劝阻，死了活该。我叫他不能这样说话，赶紧把人些集中拢回宜宾，请示地革筹处理，该咋办就咋办。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汉等人的圈套。他是个到处惹是生非、无事找事干的人，特别喜欢炫耀自己，仗势总团个别人纵容，爱到处乱跑不听招呼。这次肯定是他个人跑到观音去炫耀被县红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总部谎报情况，再由某人编造宣传队被围攻毒打的事，煽动下面的人的情绪，到病房逼我调人到观音为他亲信出气（这就达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为啥在观音根本没见到宣传队？为啥出动时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后悔莫及。这也说明了自己的幼稚和造反派盲目逞强的弱点、怪毛病。 回到宜宾我即到地革筹找到王茂聚，他说他知道我们出事了。我将全部情况汇报完后，请求对我的处分。王茂聚没好气地对我训道： “你呀，你谢英富脑袋太简单了，毋光汉说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们不是真的攻打观音，否则就难以收场了。问题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汉和开枪的人送来审查，医院养伤，我们会把问题处理好的。” 由于观音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造反派的不听话脾气和激进思潮，引发我很多反思。管束不严（也无法管严），纪律松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静等等，是造反派的一个致命伤。自己表面是主要总勤务员，下面的人真正都会听我的吗？就是总团勤务员中也有个别明显在阳奉阴违。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劝我要看大节、看主流，不纠缠枝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是群众组织）。我只想，今后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强调纪律性，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值我极度消沉，自责反思之际（我那时真想辞去总团长一职），地、市革筹领导找我商议我团进入两级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名额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刘友源，他是部队转业到军工厂的，又是我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具备进入地革委的条件。至于总团其他头头看来都不大行。在他们再三追问下，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笔杆子），当即被王、郭否决，问我了解这人以前干过些什么吗？我无言以答，进而又推介钟某。王茂聚、李良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其他就没有人了吗？我说只有两个名额，就他俩人好了。李良问我懂不懂“毛遂自荐”的典故？（真不愧他是当过宣传部长的）我也装起不领会样，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你呢？怎么就不推介自己？” 我辩解说我进不进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团的人进入就算地市领导没有忘记八八团这个工人群众组织喽。我话刚说完，地革筹政工组的主要成员罗某就抢着说，上级要求以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八八团虽大，但产业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两名就够了。我一听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么，干脆就不开腔了。那次商议就在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中，不欢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数就行了。 68年夏，市民兵团调我团民兵营（那时我团被指令扩编为一个独立的加强营，指明我任营长，刘友源为教导员。），到隆昌县一线布防，名曰保卫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按指令我们在隆昌县的朝阳区（即原来的胡家寺）布防，后为了交通营的安全，我们又奉命推进到该区的金麦湾、云顶寨一线布防。医院养伤，但地市领导再三强调我们这支部队不能没有我去领头和指挥，加上观音事件的阴影和某种深刻的原因，我也情愿带着伤病上前线，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别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线。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恶仗，危险性极大，自身组建的医疗队仅有川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力量单薄，医院适时支援，为我们调来了知名外科大夫和护士长，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医疗力量，成为当时全地区战地救护医疗最强，最完善的战地救护队。 幸喜我们推进到金麦湾和云顶寨布防（宜宾民兵团调令是要我们营部驻防朝阳镇，因该镇属平坦地形，四通八达，难守也不易反攻，故我们改变驻防金麦湾，前哨推进至白水滩和云顶寨山上），及时支援了交通营在隆昌县光荣场防区和泸县天洋坪泸县红司部队反击红联站的大举进攻。 就在隆昌金麦湾期间，由于我部个别头头放纵下属泄私愤（即用手摇电话机摇动生电来麻刺对立派人员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产生矛盾，加之我发觉群众组织里的个别败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即在金麦湾一班长肖某与被查讯的对立派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我命令将肖某缴械了，押送回宜宾交民兵团处理，结果因不是强奸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团建筑支队支队长职并开除出我群众组织的决定，为此有人攻击我“太凶了”。再加上我有一次当众斥责某人的警卫员恣意虐待不同观点人员，即打“脑震荡”一事，他认为太失面子了，故用计挑动起领导层的矛盾的白热化，气得我伤病发作，又医院。我部完成保卫地、市革委成立任务也即撤回驻市文化宫休整待令。 据说泸州红联站得到重庆“八一五”和某军界的支援，又大举向我方县市进攻，扬言要打到宜宾砸地革委。沿江数县告急，一时宜宾又沸腾了。就在此时，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儿子李琪，在众说纷纭之际语出惊人。他说： “人家（指对立派，这也是宜宾地方土语）一打起来你们就赶忙应战，我看是明摆着让你们上当，流血流汗劳民又伤财，依我看就让他们打到宜宾来，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栳（lao，扛的意思）起跑，退到宜宾县，他打到宜宾县就退到屏山县，他再打到屏山县就栳起牌子进凉山（即西昌地区，与宜宾邻近），让他们充分暴露，那时党中央肯定会出面来解决的，这样党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斗到底是谁挑起和支使的了。” 别看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他这个独特的见解，确实震惊了不少人，也许连他的父亲李良都会惊奇不已，他的儿子竟然会有这么高深的见解（这或许也是他过早卷入父辈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增长的是见识之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宜宾的地市两级革委会是毛主席、党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建的政权机构，能让人说打就打，说砸就砸的呀？！那又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哪里呢？当然不可能。其实，当时若真像李琪说的那样去做了，很可能党中央和省革委会会追查王、郭、李“懦弱、无能”的责任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什么程度。所以，总体说来大家都认为李琪说的是屁话，是幼稚的表现，根本无须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后来王茂聚的死因），绝大多数人立足应战，拼着一腔热血不算数，拼了！我说句良心话（不是为王、郭、李等干部开脱），那时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处境确是如坐针毡，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泸州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在宜宾，单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应付，更不要说成群结队的人到两级革委请愿求援的阵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话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调的那时也不乏其人，反正打头阵，打硬仗有八八团的人顶着。不然，为什么对立派的那么恨我们八八团？那时的口头禅叫：忠不忠，看行动。我们八八团是决不能落后的，打就打好了（也许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愚忠”很了）。 由于对方火器更加加强了，由轻型兵器进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团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团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民兵团也考虑到要我们打硬仗、恶仗，确实火力太弱，经与某某军工厂联系，特殊地调发了一挺高射机枪给我们，但总体火力仍大大低于对方（对方基本上全是正规部队的新式枪支装备，而我们竟连班用轻机枪都没得一挺），地、市革委又无法增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民兵团一个头叫我去商议，说我们八八团不是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关系很好吗？以前我们支援过成工兵团，现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邓兴国他们想法，支援点武器给我们。经他一说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到宜宾地革委小车班给我调了台小车，专门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于局势的恶化，我八八团人马提前出发了，等我从成都返回，八八团部队在刘友源的指挥下夺回了纳溪（宜宾的一个属县），进驻到了泸县的黄舣。刚归队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不在时，黄舣枪杀了个对立派的人。我问是谁干的？是谁敢如此大胆胡作非为？但此人不敢对我详述。我即着手调查，可下面的人都不敢说实情，都推口说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团前线指挥部汇报，朱文德（前线指挥）、邓跃光（前线政治部负责人）都说他们早就听到这个风声，由于我不在部队，他们也就不好过多地查问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是不甘心的。继后我打听到：有个被抓的对立派人，由副教导员和一个参谋弄来审讯，被审者东拉西扯，不承认是奸细，被认为是不老实，想吓唬他一下，营参谋许明清叫“拖出去毙了”，警卫员向国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枪（足见当时造反派里一些人的无知到了极点），等参谋后脚跟出来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许参谋、贺参谋就怪罪他，向国昌说： “你们又没交代是吓唬他吔”。 然后，就有人专门给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万不准给谢bai（足+拜，平声）子说这件事（人些根据我受伤后依靠棍子一bai一跛行走给我取的绰号。这也可见要正直之难），这是我归队后一时查不出事件真相的缘故。当我知道情况后，曾多次要求民兵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严肃纪律。回宜宾后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领导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给外人看嘛。万没想到，后来该领导竟将此事对有直接责任的人讲了，更加深了我们内部的矛盾。 最后这一战，就以泸县（黄舣、中心场与高坝泸化厂）境隔江对峙十多天而告终。 又因我该不该进入地、市革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一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省的革委干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入宜宾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人的煽动和挑拨，相当一些人就说我没为八八团争取多进入革委会的名额；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才两三人进入地、市革委，都是谢bai子不力的结果。加之那时中央号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极力主张一支（枪）不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级叫归口大联合，削平山头，即解散一切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八八团是宜宾最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绩，是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山头，回本系统抓革命、促生产。我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生气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一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山头不放，你可不能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就跟别人当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社去搞大联合，以后工代会将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大局，不顾大局是不行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大一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想工作难做，更加上团里个别头头没能进入革委很不甘心，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无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友源统一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八八团大小头头些开会，宣布解散“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尽管如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而且矛头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苦难言。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动不是过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势力”。本来很统一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势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干部，刘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任的宜宾县革委，是经省地两级革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革委（即人们称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县红司嫌在县革委得权太少而为，而地革委内的“第二势力”逐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一些人而非领导层，暗里或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革委唱对台戏，严重到县革委不能正常运作不说，堂堂县革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没有，要由另派的高学成（对方攻击的“高右派”）、毛玉堯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败笔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革委内也有第二势力的现象产生，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不管这种势力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自己个性太强，认死理，毫无变通和委婉的斗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这种势力的形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诱因。也许这也是“任人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人认识为标准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 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宜宾市工代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进入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山头那时起，我进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和新生的政权机构中的若干现象感到缱叹和厌倦，故对工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这个工代会上，有人通过精心策划，竟抛出一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bai子在二月黑风进京告状期间，曾策动在京人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一时间整个工代会就笼罩在这一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正值工代会选举高潮之际，我没能进入工代会领导层无所谓，但承受不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工代会闭幕式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错误论调：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故一箭双雕变成了一箭单雕（因只我一人受点伤而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革委主持的“宜宾地区工代会”筹备预会上，十八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一致选举我为地区工代筹主要负责人。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性，它既可誉人也可毁人，要不是（私心）为了证实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人算了。我连进入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格和脾气就决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经历。 为了少受攻击，安闲自在，在成立“宜宾市城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时，我坚持不再入“革”。为此，李良多次找我谈话，地革委领导也批评我消极避嫌的做法，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文革中）死难的“战友”？我被说服，又入主了“城区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时正是宜宾“红旗”大分裂时期，由此派生出“炮轰派”（即对地、市两级革委不满或指责的红旗派人），又在宜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我早有耳闻和察觉，这是有人在军方和旧当权派的大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宾在权利分配中对学生某些领袖人物的不公正，挑动群众以“武装支泸”的问题为借口的大分裂活动，其间也有人曾试探作我的工作未遂。说穿了，根子仍在一个“权”字上（也许是我之愚见吧）。否则，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吗？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真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突然有人来向我报告“重庆邱老虎被一批军人抓走了”。如晴天惊雷，它震惊了全宜宾城，各系统、各单位原红旗派的人纷纷组织人员想分头拦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庆反到底猛虎团的团长，打仗勇猛，又是该团的头，故人们都叫他邱老虎而将他邱开全的名号淡忘了。人们根据地形分两路追寻，航运单位拦阻水路，其余都涌向内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宽点的电告自贡，请求协助拦截。 事后收集的情况表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重庆方面出动数十军人——到宜宾的只有十来人——都是部队侦察方面的能手。他们经过一周时间的缜密侦察（肯定作有周密计划）跟踪方下手，能轻易让我们这些没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将邱老虎追回吗？真是异想天开。两路人马空手而回，大家都气愤不已，愧疚如阴霾的天气，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压在宜宾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认为是宜宾的耻辱和叹事。 宜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红小兵”，他（她）们都是些小学的娃娃，人们常称的“黄毛孺子”，可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宾红小兵毛泽东主义宣传队”的诞生，可说是全川的首创。尽管他（她）们没有像大、中学生、工人、农民、干部们那样轰轰烈烈地“冲锋陷阵”，可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毫不逊色，演出的节目有板有眼，招式到位，政治性也强，质量可不低啊（不比专业文艺团体差多少），不仅在宜宾地区深受欢迎，甚至还代表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赴外地（外省）慰问演出，评价极高。一群十来岁的娃娃，不要父母亲的呵护，走南闯北，自理一切，不淘气，有组织有纪律地活跃于宣传舞台，难能可贵啊！数十年过去了，他（她）们很可能都早成为国家的人才了，可他们稚嫩的笑脸和童贞的音容，至今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引发我情感中的不少联想，当初他（她）们也不知是什么迷了心窍？这也许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吧！ 在城区公社下属组建“革委会”时，因该系统较大，原有小宜宾市之称，若干个工厂、运输队、小学和一所中学、医院、两个农场，我再三强调要尽量面面俱到，各组织推荐的人选只要政审合格都要考虑，不搞以我为核心（因八八团在城区公社的分团也是该系统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或以我为主的“任人唯亲”。尽管如此，在权大权小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尽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许正是这使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了顶峰。那时，他只要发表一个指示或讲话，不要官方组织或基层召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集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那股子拥护、爱戴之热诚，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总体说来是世间罕见的现象和空前之壮观，毛泽东真神了！是他开创历史之先河，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之伟大领袖。 归口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了，外面再怎么闹也管不了那么多，城区公社几十个单位的事就够干的了，不时还得管管市里的事，如审批基层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艺单位抓样板戏的移植呀，审报市里的重大案件呀，搞农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钱没多拿，管事不少，家里的事统统都压到我爱人及养母身上。工资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说句笑人的话，堂堂一个大系统的主任还经常拖欠幼儿园应收我子女的费项，有谁会相信？ 城区公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宾市的小金库，可见家底之雄厚。由于被原地市两级“一平二调”，又在南岸医院（病房带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都安有盆塘沐浴，这可是在60医院都没有的设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金库就快变成个大空库了。“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喊得来的，就拿两个大农场来说，即狮子山果园和黄桷山农场，农工吃饭要钱，买苗木和肥料、种子也要钱。那时的农工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工资（这也许是全宜宾工资最低的单位吧），就一个人吃饭都不大够（肚皮没吃饱怎么干活就可想而知了），还要穿衣，有的农工还要盘家养口。想给他们加工资，有刮经济风之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促生产？故只好划地种菜，农工只出饭（米）钱，其它进行补贴（蔬菜不付钱，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三元伍角），这样才稍微解决了农工的基本生活。仅此一项，每月就得几仟万把元（两个农场）才摆得平。还要安医院，医院是个空壳，遍布城区的十来个门诊部都是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接治病人，故全院职工干部都希望医院，科室齐全，门诊、住院配套，建成一个完善的医疗机构。此外，这个时期还兴建了翻胎厂、变压器厂等。这些稍大型点的建设项目更需要钱（除医院自身有些家底外）。我们从请建筑工人，买建材，买机具到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全是本系统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特别是翻胎机，不仅需国家部委计划，还得地方提供铝、铜、钢材等原料。我们通过北京的关系，石家庄厂家才同意加班，计划外为我们生产了该机。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搞建设，城区公社全体职工（工人、农工、医务人员，中、小、幼教师及各级干部）都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六个运输队和水运队在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各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均有保守本位主义的思想作怪，公社要调集款项非常困难。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新形势发展之需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各队均有联合组成大队统筹管理的要求。我们召开了公社革委全委会，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很好：统筹业务，均衡收入，且财务高度集中，便于发展生产。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华等的领导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上述工业建设提供了较强资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过了资金难关。从此，城区公医院，即有名的“医院”，有了川南地区（四川除成渝外）的第一个翻胎厂和宜宾的第一个能生产50—千伏安的变压器的工厂。 为解决干部问题，城区公社系统在狮子山果园办了个“解放干部学习班”，即有些人斥责的“牛棚”。办这样的学习班，确实是想执行好党中央指示的干部路线，原有的干部通过学习（也少量参加些劳动），基本上都解放了出来、分配了工作，陆续为基层补充了干部，包括城区公社最大的官爷赵联友都没挂起来不用。学习期间，有病有事均可请假回家，学习班从未发生过打骂等违反政策的事。在此期间，我们社革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比较重视对干部的解放工作，经常到狮子山果园与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吃住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我则是长期住在该果园与干部们同学习、劳动（除到地市开会和处理公社系统重大问题下山外）。黄桷山农场则借给市里办“五七干校”，我受李良委托也得经常去过问检查是否按政策对待干部。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去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很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地说： “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东奔西闯，可以说没得一天清闲。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节，心想两年多没有一家人团团圆圆，清清净净地在一起“欢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希望我能和他（她）们一起过节啊。 大年初一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最佳节日，一家人欢天喜地聚在家里或郊外公园，祥和喜庆地度春节（俗称“过年”），就是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无不普天同庆，再有多大的事都得放下来，欢欢乐乐过个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亲自通知我：市革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时到翠屏山上植树，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得缺席，特别是市革委的领导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后，极其抱怨地说：“风风火火的过了两年多不安稳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现在刚平静下来，连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都不行，那么辛苦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们的极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年轻，想得开，将儿女托付给老人，我和妻子准时上了翠屏山植树。 李良带头挥锄，大家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了难忘的大半天。别看李良是个矮小的老头，干起活来可一点不含糊，很有点农民本色。他边植树边摆“龙门阵”，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植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对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对你好，枝繁叶茂，就会喜笑颜开地生长着。你要是对它不好，它就会愁眉苦脸地歪着个身子，耷起个脑袋，甚至就气死在地里。口中讲着，不时还纠正那些栽种不当的同志，真不愧是一个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实打实，还懂得不失时宜地植树喻人，即人们常说的“言传身教”吧。特别是对我们城里长大的人，可以说好些人怎样用锄挖地都不十分会，可是李老头（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不仅自己认真栽种，而且还教“老外”们怎样打坑，怎样浇水，又怎样放树苗，复土踏实，真是一丝不苟，全然不是走过场，摆花架子。中午收锄，他还叫常委们留下，逐一检查所种的树，对不够完善的栽种进行补作。说实话，当时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咕”叫了，可谁也没抱怨，等战场打扫完毕下山，都快下午三点钟了。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最难忘却、最受教育的一个春节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全国都沸腾了起来。不用领导（上级）布置，下面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有搞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的，有创高产为“九大”献礼的，真是一遍热火朝天的新气象。我们城区公社也不例外。美术社不仅上了“礼花弹”项目，还自发地、由美工师黄莫及等人精心制作出雄伟的“天安门”景台，与真实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好几个平方的景台需八个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厂也不落后，精选大元木（两方多一根木材）由该厂技术好的工人师傅，精心雕刻毛主席（挥手）全身巨像（高两米多三米，重吨多两吨）；刚建好的橡胶厂也拿出了新产品作为向“九大”的献礼。新建的变压器厂也造出了宜宾（产）的第一台50千伏安和千伏安的变压器向党的九大献礼（这也是在重庆造反派的技术支持下，在任泽鑫带领下，投资仅万元左右艰苦奋斗搞出这宜宾紧缺的变压器产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宜宾市人民广场红旗翻滚，人海如潮。人们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入场，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场。我作为地市两级革委研究确定的大会总指挥，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确实劳累极了，但是心情特别舒畅。若大的个广场装不下了，不少人整队将人民路也站满了。 “全体肃静” “唱国歌” “鸣礼炮”！话音一落，我向天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后，二十四响礼炮震天轰鸣，宜宾地区十万人（实际大大超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庄严大会正式开始了。到十一点过，几乎人人都饥肠轱辘。正值此时，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指挥人由主席台下抬来几筐袋装糖果，准备发给主席台和观礼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饥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问李良袋子里是什么？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这时赵福元过来解释说： “这是我们市革委办事组决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长和观礼台上的同志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早饭都没吃，肯定会很饿，所以我们办事组才专门到糖果厂订制生产了一些袋装糖食，每人发一包填填肚皮。” 王茂聚听后火冒三丈吼道： “谁叫你们这样搞？下面一二十万群众，他们就不知道饿吗？” “他们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东西……”赵福元辩解。 话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辩，主席台上的人有什么权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给厂里销售。” 赵福元还想申辩，李良叫赵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来那么多话。” 眼看就要进口的食物被吼脱了，当时不少人都有点认为王老头太不尽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么大不了的，竟然上纲到特殊化问题上，与权不权的扯到一块。同时也有点为赵的“好”心有些不平。过后仔细一想，王茂聚作得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什么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坐在上面吃？这对群众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看是件小事，它的负面影响将无可估量啊！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以后时时事事都引以为鉴。故除了拥军一次外，都没用公款搞过吃、喝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狮子山果园来拜会我（因我到果园坐阵抗旱），都是私人掏钱买了少数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贵宾”，无一不为顾忌影响考虑。 宜宾进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层有代表性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是地市革委领导，也无宜宾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她）们是：泸县的农民李祥禄（原全国劳动模范），很朴实的农村妇女，泸州武斗期间被撵得到处跑（躲），还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实际枪她都没摸过一下的；省航道处的蔡某某（工人技术员）；军工单位南山机械厂的钟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区上下对这次“九大”代表人选基本没有异议，除省级单位蔡某某外，就是泸县一农民，南溪一工人，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他们开会回来后就到各县市、各大单位作传达宣讲，宣传“九大”盛况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宾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专门组织了“九大”宣传贯彻情况检查组到各县市检查工作。我同82部队一营长到叙永县检查工作，强调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和团结。因为当时叙永两派闹得比较厉害，县革委主任王某某（县人武部部长）坐不平，批评哪派哪派就说他一碗水没端平。气得他不想干了。我们下去先找两派交谈，然后再一起坐拢来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暂时缓和了矛盾。 刚回到宜宾，地革委又要我带队进凉山慰问从宜宾调防到凉山的解放军81部队，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的朱炳壁（外号人称“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轻松多了。他能说会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我只是在大小会上多说点我代表地市两级革委，感谢解放军对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宾地市革委向他们表示慰问之类的话就行了。就这样也让解放军感受到虽然调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宜宾人民还记得他们，关心他们，全团官兵都很感激。一时间军民、军政关系都是不错的（当时王茂聚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部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全国普遍进行。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遵从省革委党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组组长开会，传达省、地党组织关于开展“吐故纳新”的指示及具体作法，要求与会者积极带头，搞好该项工作。会后李良找我个别谈话，问我的看法。我作为无党人士，能有什么看法？总体说来只能是回城区公社系统照本宣科，由本系统的党员研究怎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就行了。李老头听后很不满意地问我： “这样说，你不是党员就置身事外啰？”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党员，虽说是革委主任，总不能非党员去领导党务工作啊。”我答。 “你本身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你就该带头积极申请入党，你回去叫李云福（城区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领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她，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看公社还有谁作你的介绍人，赶忙将申请报上来，你那个公社系统就应该带个好头。”李良交代。 “我服从命令就是。” 回到城区公社革委，我前脚进我办公室，李云福副主任随即就进来了，她满脸笑容煞有介事地说： “会开得怎么样？你对我们系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吐故纳新有何打算？李老头是你的第一入党介绍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绍人，不要犹豫了，全市李老头还是主动出面首次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公社系统要尽量多争取优秀人物进入纳新，我们支持你。”（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让我到市里开会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李良亲自动员说服我罢了。） “谢谢，只不过我是否够格还很难说。”我答。 “你不够格谁够格？你都不够格了，我看我们系统就没有够格的了。”她说这话我感觉到了有恭维的成分，但她毕竟是老搞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也许不会骗我？ 说实话，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过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党的英明。因我深知会遇到不少麻烦和刁难，坚信党的洞察力，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二李签名后上报。为了对党负责，我还是向李云福提出建议：求稳，不要冒进，更不能滥竽充数，尽量做到报一个准一个为好，带个好头。她很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报到市里，我们系统除我而外，第一批纳新对象还有陈叶和（社革委副主任，运输队工人）。政审时陈顺利过关，我的问题就麻烦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从我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终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我爱人的继父曾当过“远征军”（国民党抗日时期派到东南亚去的部队），敌伪军的亲属入党恐怕不当吧？于是我的入党就搁浅了，这可能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结果。我岳父的这段历史，连我爱人都不了解，况且这个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后就是苦力工人，解放后进入搬运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从来党和政府及单位都没说过他有历史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与“敌伪”二字挂不上钩，可有的人就能以此来达到目的。原来是抓我养父的历史问题发难，现在就抓我岳父的历史问题攻击我，真够麻烦的了！
(其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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