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园小霸王初登场
“李小军”这个名字，一看带上了年代的烙印，透露了那个年代对于军人朴素的钦敬之情。而且，名字的随意和寓意的缺失，除了折射出父辈文化水平低下，还暗含了一个事实，只有家里男丁众多，父母才会以“平常心”为儿子取名。
李小军兄弟四个，他排行最小，出生于年，正值中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尾声，他的成长期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动荡期。李小军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的一个侧面肖像，也是部分农村孩子的人生缩影。
李小军的家乡叫白水塘，当地俗称泉塘，整个村子都姓李，全村约人，分成三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中又有两到三个宗族。每个宗族往上推三到四辈，都是兄弟或者堂兄弟，所以自成一派，与别的宗族有矛盾时能够同仇敌忾。与外村发生纠纷时，白水塘又是一个整体。白水塘人口众多，壮年男子比较多，在附近是霸王般的存在，周边的村子人口规模一般不超过人，最小的只有多人。
泰圩中学就位于白水塘旁边，占用的就是白水塘的山地。因此，泰圩中学有一批后勤人员来自白水塘，承包了教师和学生的食堂，还占据了校园保洁、维修等领域的大部分岗位。同时，学校里的老师中，也近10个来自白水塘，保卫科科长也一度由白水塘的人担任。因为“自己人”众多，白水塘的学生在泰圩中学高人一等，即使是老实本分的学生，只要一说是泉塘的，也无人敢惹。
泰圩中学是一所只有初中的农村中学，全校巅峰时期大概有人，为方圆5公里的农村孩子提供初中教育。全校教师大概多人，有近一半是“半边户”，即妻子还在乡下种田，丈夫平时需要回家干农活。考虑到学生90%以上都来自农村（此外还有部分教师子女、乡镇工作人员的子女），泰圩中学每年的秋季都有一个农村中学专属的“农忙假”，大概3天，方便师生回家收割第二季水稻。此外，学校每年还有不定期的劳动周，分两到三次进行，总共时间在7天左右。劳动周期间，学校除了发动学生整饬校园之外，还曾在校园周边挖了几个鱼塘。挖这些鱼塘没有用到任何工程机械，由全校师生用人工的方式肩挑手提完成。这些鱼塘有一个专供教师福利，养的鱼在年底会作为年货分配，另外的鱼塘由白水塘的人承包（也只有他们能承包，敢承包）。学校还有一个专门的养猪场，养了大约10条猪，自然也由白水塘的人负责，喂猪的食料主要来自于厨房的泔水，养猪场年底要为教师提供一定数量的猪肉作为年货。
李小军进入初中时，已经15岁。那个时期中国没有义务教育，小学阶级就存在淘汰机制，每读完一个年级，学生不是%升入下一个年级，而是有留级这个概念（语文、数学都不及格就要留级）。李小军在小学阶级留过三级，这在当时算是正常情况。对于年代出生的农村学生来说，各个阶段的分流非常严重，一小部分读完小学（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就回家种田了，大多数读完初中就算完成了教育使命，极少部分升入高中后也有较大的机率“卸甲归田”（参考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老井》）。
因为泰圩中学基本上算是白水塘的家天下，里面到处是自己人，加上一个村的在校生数量较多，李小军在校园里如鱼得水，并很快成为年级小霸王。李小军身边聚集了6个人，都来自白水塘。李小军之所以能成为“首领”，乃因为他当时最高，有1.65米左右，人长得也精神。加上李小军的大哥承包了学校的食堂，李小军财力比较雄厚，身上经常有烟，还能从食堂里弄到一些油水，自然有人如蝇逐臭，追随左右。
按理说，李小军并不缺钱，但作为一位校园小霸王，没有一点事迹，是无法服众的。有时，李小军团伙会在路上随机拦住一个同学，问他“借”一张饭票，倒不是等这一张饭票吃饭，而是需要在校园里树立威信，同时也体验一下予取予求的快意。当时农村中学都是寄宿制，学生到食堂吃饭需要从家里带米，交给食堂，食堂再换算成相应的饭票给学生。至于菜票，要用现金购买。极端情况下，有些学生一个星期只带饭票，而且按照餐数计算好，一张也不会多。那吃菜怎么解决？从家里带一瓶霉干菜或者霉豆腐，就这样应付一个星期，其艰苦非今天的孩子可以想象。每到冬天，很多学生一脱下衣服，就会掉下一层皮屑，这都是缺少维生素C的表现。
那时的泰圩中学，流通最广的就是饭票，它除了可以在食堂买饭，还可以在学校的小卖部折算成钱购物，白水塘人开的几个小饭馆也收饭票。像李小军这样的团伙，敲诈的目标也是饭票，因为有现金或者菜票的人非常少。
李小军这样问同学“借”饭票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因为有的同学的饭票是定额的，李小军“借”了一张，就意味着有一餐要饿肚子。这时，一些个性倔强的同学，就会任由李小军抽几个耳光，但是决不掏出饭票。其实，不掏也没用，李小军身边的打手可以搜身，但发展到搜身这个地步，场面就难看了，而且失去了那种恭敬之心，这样的饭票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一般的小霸王都不会搜身，这样也可以摆出一种清高的姿态：“老子才不在乎你的饭票，老子要的是你的态度。”每当碰到这种为了吃饭脸都不要的硬茬，李小军只能过了手瘾之后放行，再恶狠狠地威胁一句，“以后别让老子看到你，见一次打一次！”然后带着团伙成员得意扬扬地离去。
二、照片敲诈事件
开学不久，李小军就跟上了时代潮流，买了一条萝卜裤，这种裤子的大腿部分非常肥大，但到了小腿突然收缩，至脚踝处收得贴着肉。这种裤子一般都是黑色的，走跑或者奔跑时大腿部分会灌满风，像两个畸形的气球挂在腿上，但整体看上去又像一根粗壮的萝卜，故此得名。买了这种裤子，还得配上布鞋才威风。这种布鞋也有讲究，面料必须是黑色的，鞋底是白色的千层底，再加上白袜子，下半身就算倒饬好了。上半身一般要配白色或黑色T恤，写了大大的“忍”字为佳，外面再套一件黑色夹克，发型要用摩丝定型，中分为上。这一身行头在当时并不便宜，良家学生没有这样的财力，也没有这样的外形条件（太矮或者太瘦），或者发量也不够。穿上萝卜裤之后，基本上就是“社会人”了，走路必须外八字，两腿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以便为裤腿留足展示空间（可以想象一下孕妇的走路姿势）。
李小军全套装备配置齐全之后，想必心里也是得意的，特地在校园里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拍照是一件大事，白水塘有一位“职业摄影师”，会不定期地带着海鸥照相机，来到校园里为学生拍照，洗一张照片要一元钱（当时猪肉每斤0.74元），属于天价。李小军在教学楼前的花坛前拍照时，正值午休，有部分学生在走廊里闲谈，也有个别人没见过这么拉风的少年，在旁围观。
照片洗印出来之后，李小军对自己的形象还是满意的，当时有一点风，裤腿鼓得很大，但背景里居然有十多个人入画了，自己花的钱，却成全了别人，这无论如何不能忍。李小军拿着照片，带着他的团伙成员，一间间教室找过去，成功地将所有入画的人都找到了，要求每人支付5两饭票作为精神损失费。面对这种无妄之灾，老实的孩子只能乖乖地交饭票。当时学校的饭票只有1两、3两、4两、5两，男生一般是每星期带16张4两的饭票（那时每周六上午还要上课，中午放假），女生每星期带16张3两的饭票，大多数同学都拿不出5两的饭票。为此，李小军还找他哥哥换了一批1两的饭票，通过殴打、恐吓等手段，成功地从每位同学手上榨出了5两饭票，可怜有些女生，那个星期恐怕有两顿总共只能吃一两饭了。
这次“打劫”，李小军团伙收获颇丰，但在校园江湖里却颜面扫地。当时的校园恶霸，只欺负男生，一些讲究的团伙，甚至以欺负本校良家同学为耻，热衷于与其它帮派“硬核接触”，并努力往外校或者社会发展。当时高年级有一个“青龙帮”，就曾经在某个晚上，伏击了两个杀牛的屠夫，抢到了一千多元钱。当然，这个团伙也有人挂了彩，后来派出所带着屠夫一个教室一个教室认人，将该团伙一网打尽。像李小军这样因为一张照片，向女同学敲诈5两饭票，多少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也是李小军江湖资历太浅导致的行事格调不高，沉浸在个人威望的打造中，没有注意团伙声誉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这次被敲诈的一个女同学，有一个亲哥哥就在本校就读，而且是另一个团伙里的“话事人”。于是，一场江湖打斗在所难免。
那时，泰圩中学每周三都要放一次电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在教学质量上“自暴自弃”的行为，但在当时却是学校的一个大节日，也是附近村庄的一次大型娱乐活动。每到周三，只要不下雨，泰圩中学都会在露天操场用两根竹竿搭起幕布。放映员并非学校的后勤人员，而是专门服务农村的放映员，他们从市电影公司租借拷贝，打着“电影下乡”的名义，估计租借费用比较便宜。至于学校方面为什么会同意将周三晚上定为电影放映日，这是每一届校友多年后的困惑。放映的电影以商业片为主，如《二子开店》《银蛇谋杀案》《夜盗珍妃墓》等。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每周三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部分同学会趁这天下午回家换洗一下衣服，大部分同学会早早从教室里拖出长条板凳占据有利位置。对于校园团伙来说，这天晚上却是解决江湖恩怨的谈判日。因为看电影，附近的村民也会来学校，还有一些小学就毕业或初中辍学的人，无所事事，也会来学校找本村的伙伴。每个团伙在这天都会人数膨胀，人多势众。相比之下，白水塘的团伙最为鼎盛，像是本村少年的一次大型聚会。
这一次，李小军惹上的是附近另一个大村姚家边。姚家边离泰圩中学稍远，但全村人数不少于白水塘。女生的哥哥在校园江湖里虽不是顶级人物，但也有过几件光辉事迹。例如，曾有一个城里中学的团伙，流窜到泰圩中学，其实也没做什么，估计就是出来采个风，见识一下乡村的景色，享受一下面对农村学生的优越感。这样一群穿着打扮与泰圩中学的乡土本色格格不入的人，出现在校园里还是蛮扎眼的。他们与姚家边团伙擦肩而过时，彼此都多看了一眼，一场口水大战就此爆发：
“看什么看？不服？”
“老子看狗，关你什么事？”
“狗崽子，想死？”
“你想死！”
这类对话在泰圩中学经常出现，尤其关于“服不服”的问题，往往会吵上半天，有时会演变成推搡，偶尔会演变成打斗，最多的反而是随着一句威胁结束，“你等着！”
这一次，姚家边的团伙不仅为尊严而战，也为泰圩中学的荣誉而战，其实也是为面对城里团伙的自卑而战。是役，据围观的同学介绍，并不激烈，因为双方都没有带武器，只是徒手推搡并发展为混战。城里的团伙挥舞王八拳，大开大合，双手出击，姚家边团伙勇气可嘉，敢于迎身上前，扭住对方的一只手臂，承受着对方另一只手臂的击打，但也狠狠地击打对方的脖子。说白了，比的就是力量和耐力。最终，姚家边的团伙因为常年干农活，力量和耐力上碾压城里的孩子。城里的团伙狼狈地逃走，丢下一句，“你最好等着！”这一场打斗，姚家边团伙赢得了尊重，打出了泰圩中学的风采。
在一个周三的傍晚，姚家边团伙和李小军团伙在学校的后山脚对峙，双方收编了各自村里的失学小伙伴，人强马壮，看起来旗鼓相当。这个后山脚是各大江湖团伙解决恩怨的固定场所。这里远离教学楼，地势平坦，周围还有几棵松树和杉树，算是静谧隐蔽之地。当然，这里毕竟是校园一角，平时虽不算人来人往，也绝非人迹罕至。尤其周三，因为要等天黑才能放电影，学生们结伴游荡，会下意识地来到后山脚，如果碰上江湖团伙“讲数”，远远围观的热情和勇气还是有的。
话说这次两大团伙“讲数”，前期一如既往的平淡乏味，两个当事人唾沫横飞地摆事实，讲道理，中间夹杂许多用方言表述的男女生殖器。按理说，这次“照片敲诈事件”，李小军是不占理的。可局面至此，李小军无法退让，更不可能示弱。对双方而言，这不是5两饭票的事，都是“社会人”，都要面子的，事关自己在团伙成员面前的尊严、地位，甚至还会上升到各自村庄的声誉问题。
面对女生哥哥的道德拷问：“连女生的饭票都敲诈，还是不是男人？”李小军多少是心虚的，只得一遍遍硬气地回应，“老子才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搞坏了老子的照片，都要收饭票，如果只有她一个人不收，其他人会怎么看我？”话说到这种地步，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加上围观者众，每一张嘴都将成为一个高音喇叭，将今天的这一幕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当时是初夏，天气已经有点热了，这个地盘被树木围住，没什么风，加上人数太多，有些团伙成员有点吃不消了，撩起了白色T恤，往上卷了几圈，露出瘦削的腹部。还有团伙成员将裤腿努力地往上提，但萝卜裤的裤腿非常细，到小腿肚就上不去了，一截黝黑的小腿与暮色融为一体。渐渐地，围观群众也不耐烦了，惦记着电影，叹息着离去了。
女生的哥哥突然大手一挥，气势如虹地说，“今天就是我跟他的事，其他人都不准插手。”李小军也不服气，突然出拳，对方闪躲过，一个侧身，上半身旋转，腾空一个回旋腿，鞋底扫过李小军的脸，留下一块红印。这个回旋腿真的漂亮，上半身还在空中转体了90度，落地稳当，周围发出一阵惊呼声，还有不怕死的围观群众拼命鼓掌。李小军冲上去要与对方扭打在一起，但对方轻巧地闪过，拍了拍衣服准备走人。李小军恶狠狠地说，“有种别走！老子还要打。”姚家边的人发出一阵哄笑，中间夹着几声讥笑。白水塘的人也觉得没面子，劝住李小军，双方就此散了。
李小军扬言要复仇，也没人在意，这都是江湖惯例，输人不能输气场，口头上的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李小军可能也想过诸多报复手段，但当时在公众场合是一对一打斗，对方在道德上没什么瑕疵，解决方式也符合江湖规矩，纠缠不休倒显得自己输不起。可是，李小军真的输不起，自己是白水塘的人啊，以后怎么在校园里混？李小军算是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输了人，还输了道义，江湖声望也一败涂地。正是在这种极端难堪和憋屈的状态中，李小军失心疯了，居然冲到那位女生的寝室，想要教训那位女生。这次事件让李小军彻底翻不了身，比敲诈女生饭票还要恶劣。关键是，这次学校的保卫科出场了，将李小军关进了保卫科的办公室。保卫科可是有电棍的，据围观者说，当时办公室没有开灯，但是有闪电弧不时闪过，伴随着电流的咝咝声，以及李小军的惨叫声。
后来，学校开公审大会时，政教主任这样宣读李小军的处分文件，“初一（7）班李小军，长期旷课，在校园里屡次打架斗殴。×月×日，李小军冲进初一（5）班女生寝室，试图搞流氓活动，道德品质极其败坏，影响极其恶劣，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当时，李小军应该没有存强奸、猥亵的心思，只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想找那个女生要个说法，或者给点颜色。这也可以看出，李小军毕竟年轻冲动，混江湖的经验不足，做事缺乏考虑，还需要在社会的大江湖里磨练摔打。
三、收“过路费”
被开除之后，李小军就此结束了求学生涯。那时，中国的乡镇企业还不发达，去广东打工也未成潮流，加上年龄不足18岁，连身份证都没有，李小军做了无业游民。最初，李小军常在校园周边转悠，偶尔也问同学“借”一两张饭票，或者与团伙成员聚众抽烟、吹牛，也常常作为“后援团”参加校园江湖的恩怨处置。
失学之后，李小军的高光时刻越来越少，当其他人都在学校，而自己只能在村里浪荡时，人生被无尽的空虚包围。俗话说，一个男人没有钱，比蛇没有毒还窝囊。李小军以前在学校时，父母每周有固定的饭票和菜票供应，他还可以去哥哥的食堂里打点秋风，加上时不时问同学“借”一点饭票，日子是惬意而潇洒的。现在，李小军不去学校，父母自然不愿再给他零花钱，还要逼着他干农活。一个以前穿萝卜裤和黑布鞋的人，现在要穿着破布烂衫，赤脚在田里插秧或收割稻子，这显然不是李小军想要的生活。李小军开始消极怠工，虽然会遭到父亲的痛打或母亲的咒骂，但总算不用经常下地了，只是零花钱依然没有。
不久，李小军就与同伙完成了胜利汇师，就是村里那批未满18岁，不上学，不去学手艺，不够年龄打工，也没有门路找工作，个个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人。只是，这批人其实都挺狼狈的，口袋里经常翻不出半毛钱，有些人萝卜裤穿来穿去只有一条，布鞋开线了也没钱买新的。雪上加霜的是，这时镇上又出来一种裤子，据说版式来自韩国，是直筒裤，写满了不知其意的英文，比较宽大，口袋极多，两条裤腿侧面各有两个大口袋，正面各有一个，小腿处还有几个只够装一包烟的小口袋。这些口袋全部不用拉链，而是用一种粘合布，开启时有撕扯的“丝丝”声，特别悦耳。镇上的“社会人”已经全部换上了这种多功能裤（可以将所有物品都装进裤子口袋，还可以装打架的工具）。当然，穿了这种裤子，再穿黑布鞋就不协调了。这种裤子以素色为主，如白色，浅灰色，偶尔还有墨绿色，它们需要搭配那种轻便运动鞋才对味。更令人眼红的是，镇上的“社会人”已经有人骑上了摩托，虽然排量只有1.25升，但拆了消音器之后，每次驶过时都留下一阵轰鸣声，何止是拉风，简直是抽风。
镇上的生活毕竟离李小军们比较遥远，只能少去想，心情才会平静。他们一伙人每天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村子里，人生突然变得好盲目，好无趣，偏偏一些老人还喜欢不怀好意地询问他们，“怎么不去读书？”“在哪里发财？”每当这个时候，众人都极力回避，或者自我解嘲，“学校不让我读，有什么办法？”
因为窘迫，团伙内部开始弥漫着一股抠抠索索的小家子气。以前在学校时，李小军还能偶尔给兄弟伙一人发一支烟，现在不可能了，每次有瘾了只能去代销店问老板买一支烟抽，就这一支烟有时还要赊账。有一次，一伙人又围在一起吹牛时，有一个人居然掏出了一个烟盒，众人双眼放光，以为有烟抽了，但那人抽出一支烟点上之后，将烟盒揉了一下丢在一旁，对众人尴尬一笑，“不好意思啊，从我爸爸那偷的，只有一支了。”众人唉声叹气，又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捡起烟盒，舒展平整，从里面又抽出一支烟。众人大怒，赶紧拿过烟盒拆开，这次里面是真的什么没有了。李小军责怪那人不够意思，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日子过得实在不得劲，必须另谋出路。
众人在路旁为一支烟而勾心斗角时，不时有手扶拖拉机载着沙子路过，卷起一层灰尘将他们淹没。众人咒骂着拖拉机，又无处可去。当时，村口有台球桌，但打一盘要5角钱，断然玩不起的；镇上有一家书摊，有一些“全庸”“占龙”“吉龙”“古尤”“古龙新”写的武侠小说，一本书一天只要1角钱，但看多了似乎也没什么意思，何况好多字不认识；镇上还有录像厅，每天四部片子循环播放，武打片居多，据说晚上还有香港的三级片，但一个人要2元，这是天价了。关键是，就算有钱，大家没有摩托车，要走路去镇上，又穿不起多功能裤，肯定要被镇上的“社会人”嘲笑的。思来想去，万念俱灰，李小军用开了帮的黑布鞋踢飞脚下一块土坷垃，吐了一口痰。
看着路上的大坑小坑，李小军突然如有神启，对大家说，“这些拖拉机来拉我们村河里的沙子，弄坏我们村的路，还扬起这么大的灰，影响了我们，怎么也要付一点赔偿费吧？”众人一时回不过神来，没理清其中的逻辑。李小军也不绕弯子了，“这条路是我们村的，我们要向这些拖拉机收过路费，以后用来修路。”这样一说，都具有小学学历的同伙就理解了，对，“过路费”，武侠小说里经常说，“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更何况，这钱是为村里收的。有了钱之后，抽烟肯定是没问题了，说不定还可以买摩托，去镇上看录像。众人跃跃欲试，又不知如何下手，也担心司机不会轻易就范。众人翻遍了口袋，凑出了几毛钱，派人去代销店买了几支烟，开始轮流抽着烟，商量收“过路费”的细节。
第二天，在村边的土路上，出现了一条板凳，李小军坐在板凳上，后面站着几位团伙成员，有条件的全部穿了萝卜裤，李小军的黑布鞋也自己重新上了线，不再开帮了。第一位拖拉机司机看到这种局面还挺意外的。手扶拖拉机是没有喇叭的，几十米外就能听见那独一无二的“突突”声。司机大概想不通，这么大的声音，怎么会有人听不见。李小军面对逐渐逼近的拖拉机，纹丝不动，眼神高傲。司机只好停车，要众人让路。
李小军冷冷地说，“要想走这条路，留下过路费。”
司机也是壮年男子，大怒，“想死！毛都没长出来的小崽子，想学土匪。”说完，司机就去拖拉机的座位下找扳手。李小军抄起板凳，就朝司机后背砸去。司机一个趔趄，还要反抗，众人早已围过来，死死地将他扭住，有人还拿出一柄大锤，准备砸向拖拉机的单缸发动机，一边对司机大吼，“给不给，老子今天砸烂你的拖拉机。”司机被镇住了，赶紧示弱，问要多少钱。李小军伸出两根手指，冷冷地说，“两元！”收到钱之后，李小军放行，对心有不甘的司机说，“你可以去派出所，只要我们一天不在牢里，你就一天别想好过。”
如法炮制，李小军一伙人一天就收到了50多元，一人买了一包“红梅”过滤嘴香烟，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但是，这些司机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与白水塘拐弯抹角总能扯上联系。随后，李小军团伙受到了来自家庭、村委的压力，收了20多天后，民愤实在太大，关键父辈的怒火雷霆万钧，扁担直接往身上打，皮带劈头盖脸乱抽，众人招架不住，这条发财路走不下去了。
不过，李小军团伙仍然赚得盆满钵满，人人穿上了多功能裤，还一人买了一辆赃物自行车（白水塘有人专门到城里偷自行车，然后到乡下贩卖）。众人终于可以经常去镇上看录像、打台球了。慢慢地，李小军也发现了镇上“社会人”的致富之路，其实就是收“保护费”。镇上那些商店，每个月都要向这些“社会人”交“保护费”。当时，镇上只有一个团伙，由8个人组成，对外称“八大金刚”，首领叫黄排长，30多岁，精瘦精瘦，没有从军经历，但当年修水利时，当过一阵民兵排长，由此得名。“八大金刚”的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上，李小军团伙虽然有9人，但大部分刚刚离开学校，对于混社会还是新手，打架也只经历了校园里的小打小闹，和“八大金刚”这种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老江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李小军经过收“过路费”的锤炼之后，斗争经验更加丰富了，斗争策略也更高明。他们从录像厅里看的那些黑帮故事、侠客故事里得到启发，开始依葫芦画瓢。首先，团伙需要有一个名字，类似一家商店要有个招牌，这样方便与人打交道，也利于树立团伙的名声。众人想了半天，毕竟肚子里没货，不得要领，最后借用了泰圩中学已经覆灭的“青龙帮”作为名片。其次，“青龙帮”作为后来者，必须找准自己的经营方向，要么向“八大金刚”虎口夺食，要么另谋新路。
在抽了几包烟之后，李小军带领“青龙帮”瞄准了一个新的经营思路。这几年，镇上来了一批城郊的批发商，他们将镇上农民零售的辣椒、花生等农产品全部收上来，然后集中运往城里赚差价。“八大金刚”的稳定收入来自于当地的商店，还没有盯上这块。李小军等人马上行动，操起了收“过路费”的老本行。那些商人一开始也想反抗、报警，但李小军通过恐吓、给轮胎放气，中间也打了几架之后，成功稳住了局面，每辆三轮车收10元。
有了稳定的收入，“青龙帮”的士气与形象焕然一新，成了镇上台球室、录像厅、游戏厅、理发店的常客。当然，和“八大金刚”之间难免有些磕磕绊绊，恩怨主要来自于双方多看了对方一眼的问题，也包括在录像厅里要不要老板换片子的纠纷，中间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大抵相安无事。
四、与“八大金刚”的江湖恩怨
有一天，“青龙帮”照例向批发商收“过路费”时，对方居然不给，说是“八大金刚”已经代收了，一辆车只要8元。李小军哪里肯依，揪住对方的衣领，准备痛打一顿。这时，黄排长一行出现了。黄排长留了一个平头，下半身是多功能裤，但上半身是一件黑色T恤，套了一件黄色的西装。黄排长嘴里叼着烟，眼睛被烟熏得微微皱起，造成一种两眼看天的感觉。黄排长一出现，周围安静下来了，胆小的赶紧溜到外围看热闹。
黄排长拨开李小军的手，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李小军一番，吐了一口烟，像驱赶苍蝇一样朝李小军挥了挥手，“乡下伢的，不要来街上玩，回家放牛去。”周围发出一阵哄笑。李小军理了理衣服，故作老成地说，“哎哟，这不是黄排长吗？在养老院呆烦了，出来散步？”黄排长将烟往地上一摔，“啪”一声一个耳光招呼到李小军脸上。李小军抄起路边一根扁担，劈头就朝黄排长打去，黄排长躲闪不及，扁担劈在肩膀上，黄排长疼得弯下了腰。黄排长背后的几大“金刚”一拥而上，“青龙帮”与他们扭打在一起。李小军躲过其他“金刚”的围殴，瞅准时机，又是几扁担打在黄排长的背上，黄排长彻底倒在地上。李小军还想趁胜追击，突然后脑勺一热，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这场新旧势力之间的打斗，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周围人以为李小军死了，惊呼出人命了，“八大金刚”作鸟兽散。最终，双方都没有惊动派出所，也没有向对方要医药费，算是打成平手。
李小军后脑被人用板砖拍了一下，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流了好多血，还好没死，也没傻掉。养好伤之后，李小军带着“青龙帮”又出现在集贸市场。这次，每辆车要交20元。那些批发商好话说尽，说利润有限，实在交不出这么多钱。如果赚不到钱的话，他们就不来了，“青龙帮”一分钱也收不到。李小军衡量了一番，勉强同意每辆车收15元。
从此，李小军一伙人每天像上班族一样，生活极有规律。早上7点左右就骑上自行车去镇上，守在集贸市场，到上午十点半左右，“过路费”收齐之后，就到旁边的小饭馆吃饭，夏天一定要点啤酒，冬天就点一小坛当地的“马洪老酒”。酒足饭饱之后，就到台球室或者录像厅打发时间，到下午4点左右，骑上自行车回家。“青龙帮”成员的父母都知道自家儿子在镇上干什么，但打了也打了，骂也骂了，根本管不住，只好听之任之。
年，镇政府决定将集贸市场到镇政府的路由沥青换成水泥，由两车道拓宽成四车道，外加两边的非机动车道。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全长只有一公里左右，但拓宽马路涉及征地、拆迁等工作，又是靠近集贸市场的“黄金地段”，工作难度非常大。这时，工程承包方必须拉一些“社会人”入股，负责拆迁以及日常保安工作，才能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镇上只有两个团伙，“八大金刚”成名最早，历史最悠久，和派出所多年打交道，早混成了熟人；“青龙帮”是后起之秀，李小军当年痛打黄排长，一战成名，后来打批发商也是心狠手辣，威名在外。算起来，两派势均力敌，单独请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招致另外一方的不满，甚至暗中破坏工程。
承包方想出一个主意，在镇上最气派的“水西饭店”摆了两桌酒，请两大帮派一起出席，共商大计。
这是一个仲春的夜晚，“水西饭店”的二楼灯火通明，被承包方包场，其他客人一律不得上来。“八大金刚”和“青龙帮”这些年不打不相识，平时碰到还有发一支烟的交情。承包方了解双方的历史恩怨，对黄排长和李小军极力撮合和奉承，不断敬酒，气氛极为友好。
承包方提出，两个帮派共同参股，收益按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分配。考虑到“八大金刚”都是镇上周围的人，与拆迁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不好开展工作；“青龙帮”来自白水塘，离镇上比较远，工作起来没有人情包袱，可以保证拆迁快速进行；由于拆迁最困难，工作量最大，因此，“青龙帮”和“八大金刚”按六四比例分成。
承包方这个方案是合理的，考虑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承包方忽略了，对于“社会人”来说，钱固然重要，面子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方案，对于“八大金刚”来说，贬低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分的钱比“青龙帮”少，面子和里子都吃了亏；对于“青龙帮”来说，拆迁是很有可能要见血的，最危险，只拿六成，完全没有体现对他们工作的尊重。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承包方前面用力过猛，敬酒敬得太狠了，两位带头大哥都喝得有点多，最后直接抡起椅子，抄起啤酒瓶打起来了。在混战中，“青龙帮”一位小弟用一瓶还没喝的啤酒砸向“八大金刚”的一员，对方一声闷响倒在地上，一阵抽搐，两眼翻白，头就歪过一边。承包方吓得逃到楼下，赶紧打电话联系派出所。黄排长眼看出了人命，也是怒不可遏，敲碎一个啤酒瓶，冲李小军腹部捅来，李小军往后躲，绊到一张椅子，人倒在地上。黄排长不依不饶，一瓶子扎在李小军右脚后跟上，李小军发出猪一般的嚎叫，人动弹不得，黄排长继续扎向李小军的右脚。
这场混战，出现了一死一重伤的重大后果，“水西饭店”被查封，后来倒闭了。最后的判决结果是，“青龙帮”有一人被判无期徒刑，李小军作为“青龙帮”首领，对杀人事件负首要责任（相当于领导责任），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黄排长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对于这个判罚，其他人都没有疑义，李小军觉得最冤，杀人的不是自己，自己右腿的脚筋断了，从此走路成了高低脚，近似一个跛子，却被判了十年。
黄排长出狱后，还去监狱里看望过李小军。李小军当着狱警的面对黄排长说，“我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只要我有命出去，你就别想有命活。”因为这句话，李小军被关了几天禁闭。
黄排长出狱之后，开始洗白身份，成立了一家拆迁公司，专门为各大工程队负责拆迁工作，据说发了大财。李小军出狱时，快30岁了，黄排长在开发区送了一套房子给李小军，另给了六十万元现金作为补偿。这样，李小军与黄排长算是恩怨两清了。
现在，李小军也结婚了，与妻子在开发区经营一家小卖部，过着平凡的生活。
五、创作散记
李小军与我是校友。校园里多年后依旧流传着李小军的传说，说是有一位猛人，对一个寝室的20多名女生欲行不轨，所有人第一次听到都露出惊叹的表情。
李小军是我姑妈村里的人，比我表弟大三岁。上述李小军的经历，是白水塘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传奇”。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特地采访了我表弟。个别细节经过了我的文学想象与加工，但基本事实没有出入。
我之所以想到记录李小军的故事，但又不想按非虚构写作的要求来写，而是追求速度，写成了半虚构半纪实的“八卦传奇”，最初的动机是看到美国对中国一系列霸道强横的行径，有点触景生情，想起我读初中时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物。其实，对于美国的跋扈，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正如中国政府在《新闻联播》里所表明的态度：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美国到底太年轻，以为强人一头就能天地任我行，殊不知，我在初中就见多了校园小霸王，也在当年或者多年后看到了他们惨淡的人生。
当然，写完了李小军的半世浮沉之后，似乎也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几个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校园里拉帮结派的现象特别严重，尤其是农村中学，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偷鸡摸狗的事件层出不穷，后来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受香港古惑仔电影的影响。
但是，古惑仔系列电影（共有正传六部，外传七部，与其有关联的还有十九部，加起来有三十二部之多）的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上映于年，远早于李小军成立校园帮派的时间（年）。虽然，当时录像厅里会放映《英雄本色》之类的香港黑帮片，这只能说是外因，没有合适的时代气候和大的社会环境配合，这些电影不可能带坏青少年。
当时中国没有义务教育，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还有相当的比例是民办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导致学生应届读初中的比例并不高。这就带来一个后果，在初中阶段，同一级的学生年龄差别很大，最高可达5岁（农村孩子上小学的时间不一）。当一个人在年龄、力量和身高上都有绝对优势，可以碾压身边的人，自然就有了霸凌的资本和勇气。加上当时农村的宗族观念比较浓，同一个村的孩子天然结成一派，又有了人数上的优势，受青春期特有的虚荣心和叛逆心驱使，必然使一批孩子以混帮派为荣。
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不希望有好的学风，但对于农村中学来说，营造积极健康的学风是可望不可及的，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当时正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极少来到农村中学工作，统招大专学历的教师在城里都供不应求。在这种师资条件下，农村中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过硬的保障。
尤其对于部分“头脑清醒”的学生来说，他们知道，他们在学习这条路上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再努力，也难以考上高中，即使考上高中，也没什么机会考上大学（后来高考扩招是另外一回事）。
从当年的招生分布情况来看，初中阶段最优秀的孩子才能考上中专、师范，次优秀的考重点高中，这部分比例在农村中学不会超过5%。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孩子读完初中，人生的教育阶段就结束了。既然读书注定不可能跳出农门，这些孩子为什么要努力？怎么努力？
（数据来源：《江西统计年鉴，》，第页。年，江西省的小学毕业生有86.96万，但只有53.83万人升入了初中，升学率为61.9％。到了年，这批孩子应该要参加中考了，但该年度只有45.83万人初中毕业，说明大约有8万人辍学，而升入高中的只有17.10万人，升学率为37.31％。这是全省的统计数据，没有区分农村与城市，更没有区分省城与地方县城。到了年，这批孩子如果参加高考的话，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是37％，这个数据同样没有考虑地域差异。）
具体到校园霸凌，这个现象由来已久，我读书时的农村中学尤为严重。我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熬过来的！我那时个子矮小，没资格也没兴趣加入任何帮派势力，这反而使我有机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也有心情旁观这些帮派之间的争斗。我后来读大学选择中文系，可能就跟当年特别喜欢观察生活有关。
当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有两件事。
“青龙帮”因抢劫屠夫的钱而覆灭之后，那些平时被萝卜裤掩盖的家庭甚至阶级差异就凸显出来了。有人的爸爸是承包镇上电影院的商人，有人的亲戚在公安局，还有人的叔叔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最后，这些有背景的人打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擦边球，全部在罚钱之后继续读书。但有两个人因为持械（斧头）抢劫伤人而被判了刑（刑期不详）。据了解，这两个人就是平民子弟，家里没钱没关系，但这个案子总得有人负责。于是这两个跟班就成了主犯。就是这个事件让我明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千万不要强行玩在一起。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人生一步都错不起，只有读书或学技术才是正道。
还有一个当年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来自姚家边，夏天时喜欢穿一件黑背心，将衬衫搭上肩上，说话嗓门特大，真是意气风发。他毕业后我在路上遇到过他一次。他正奋力背着一辆板车上坡，载着满满一车棉花去镇上卖，他老迈的父亲在后边推。这位风云人物不认识我，但我记得他在校园里和旁人谈笑风生的情景，也见识过他与人打架时的生猛劲头。当他套上板车的绳套时，就像一匹烈马被系上了缰绳，从此生活只有劳累，只有卑微的生存。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那些校园小霸王头衔的全部空洞和脆弱。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做校园霸王无助于改变命运，根本没什么风光可言。
从此，我对于那些校园霸王有了精神上的优越感，甚至有隐隐的慈悲心。我也被“借”过饭票，也饿过肚子。曾经，我新买的鞋子在半夜被偷了，只能赤脚走五里路回家，但我没有愤怒或绝望之情，只当是生活的磨练。
按理说，在泰圩中学，良家学生的生存处境极为恶劣，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随处可见，但全校从未听说有人自杀。相对于今天的孩子动不动就跳楼而言，是我们那一辈活得太粗糙，还是太坚强？
写完这篇文章，我得以回顾我的少年时光，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给我儿子留下一个人生案例，让他能得到一些人生警示与借鉴，同时也让我儿子看看，他的父辈曾经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坚定执着，以强大的内心穿过布满伤痛、磨难与屈辱的荆棘之路，迎接生命的灿烂绽放。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