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不知道她的家在附近的哪个村子，也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我知道的是，她家里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子。早前的几年，她隔三岔五地到我的小摊子上来批发少量的清洁球和热水瓶塞子。这年把，清洁球和热水瓶塞子她基本不拿了。因为她住的那个村子通了公交车，方便得很，半小时一个班次，村民们更愿意搭公交车到镇上来购物。小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有些货物搭在货架上都蒙了尘。
原先，她到街上来骑的是一辆脚踏三轮车。邮电绿的，我忘记了是什么牌子，但看起来特别结实。不管天晴还是落雨，总有一块厚实的白塑料纸兜头兜脑地盖在后车斗之上。车斗里满当当的，隔着一层塑料纸，看不出下面具体有些什么东西。满载的三轮车回回都放在我的小摊旁边，她扬声交待我一句：阿三，麻烦侬帮我顾着哦！然后，才放心地走向菜市场深处。
出了菜市场，她把手上拎着的几袋子小菜一样一样地报给我听：带鱼是老太公想吃的-----这地方的中老年妇女习惯性地把自己的丈夫称之为“老太公”。油豆腐烧肉是婆婆爱吃的。婆婆的牙没有了，爱吃肥肉。袋子里的一块肥肉真的是好彪悍！她很满意，又似乎是有些惭愧的，真诚地夸赞肉摊上的屠夫们有义气。说他们卖肉给她不但价格上次次打了折扣，分量上还超出了不少。不光是屠夫，卖水产的、卖南北货的、卖蔬菜的、卖鸡肉鸭肉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她通通要表扬一遍。于是乎，在她的嘴里，这个菜市场里里外外的小贩都哔哩哔哩地闪动着神性的光芒。
她喉咙音很高，很硬。在与她同龄的一批女人中，她的语调是颇为特殊的。怎么个特殊法呢？一直提着劲儿说话，就像是在和谁对峙着，而且还是轻易不退让的那一种。经过她身旁的路人，往往会因为她的音量而侧目。
她年轻时一定是个标致的人儿。哪怕如今已风霜满面了，美女的底子依旧是分明的。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两条齐腰的、编得一丝不苟的麻花辫子-----这样的麻花辫子在这个镇上恐怕找不出第二条。圆脸，端正协调的五官。尤其是眼睛，宽宽的双眼皮，睫毛又浓又长。倘若这样的眼睛里盛满的全是欢欣与喜悦的话，那该是多么的明亮动人。可惜，她出现在我面前时，两腮上亮汪汪的，微微地肿胀着。眼白和眼角非常之红，简直能与兔子媲美。任谁都知道，她刚刚大哭了一场。
她一星期来镇上一趟，要做的事情好几桩：她去银行缴水电费或领丈夫的工资。丈夫是商场提前退休的职工，拿到手的退休金在三千左右。她去批发部进点货。生意再怎么不好，既然店面还开着，货架上就不能空缺太多。她去社区办杂七杂八的手续或领取物质。工作人员打电话知会过了，一定得来。医院开一些降血压血糖之类的药。家里吃饭的人四个，四个吃饭的人都得吃药。她来菜市场买菜。一家人的口味不一样，每个人都要考虑到。这些事很要紧，但再怎么要紧，也得排在她的告解之后。告解要在教堂里进行，她来镇上的第一站就是教堂。
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清楚告解的程序。看她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想必告解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她哑着声对我说：“阿三，我告解过了，哭过了一场。做了祷告，心里就舒畅许多。”
她这么一说，红红的眼睛里又潮乎乎的了，似乎只要一用力，泪水顷刻间便能滚滚而下。我连忙劝她：“阿姨，你要想开点，尽量保重身体。”
她点点头，无奈又茫然：“阿三，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怎么这么容易哭。我本来不是个爱哭的人。再苦、再累我都不怕、不流眼泪。这两年，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了，一个人不知不觉中就哭出了声。我老了，力气小起来了，可怎么办才好？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没办法安心。”
“你别想太多。”我说：“阿姨，明天要等到今天结束了才会到来，你的任务是把今天完整地过好。”
“阿三，你说得对。我不该想的。我不想了。”她嗫嚅着低下头，大滴大滴的泪珠儿扑簌扑簌地掉在胸前：“这是我的命，是我前世作的孽。因果轮回。所以这一辈子不得不受苦，不得不偿还。”
我认识她的这些年，这样的话，她说了好多遍。我默默地待在原地，等着她自己擦干眼泪。眼泪一擦干，她貌似又满血复活了。急急忙忙地去推三轮车，说：“我要走了。婆婆在床上躺了一上午，我得赶紧回去给她翻个身。”
她的婆婆九十多岁了，中风导致了半身不遂，常年瘫在床上，吃喝拉撒全靠她一个人拉扯。我问她：你婆婆没有女儿吗？她叹气：“女儿有三个，一个摔断了腿，走路都拄着拐杖。一个脑溢血后遗症，还得别人侍候。另一个，丈夫得了重症，离不开她。十天八天抽空来一趟就不错了。”
去年冬天的某一天，老人家突然呼吸不畅，连翻白眼，手脚抽搐，眼见着要驾鹤西去了。她惊慌之下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呜啦呜啦地把她送到市一院。折腾了一通，又救回了一条老命。对于这件事，她的意思是：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哪怕，她救回来后还是我的累赘！
她用的虽然是“累赘”二字，但并没有用对待累赘的态度对待婆婆。她对婆婆的喜好很上心。她的车龙头上挂着一碗打包的千里香的大馄饨，那是她婆婆爱吃的食物。她握着车把手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瞟了我一眼，叹口气：“唉！我对她再好，她一样的要咒骂我。”
被阿尔茨海默病的婆婆咒骂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的丈夫有时也要来责骂她。责骂的理由是她管着他的工资卡却不给他买好吃的。他爱吃荤腥，爱吃油腻。最好每日的餐桌上都能有鱼有虾、有蟹有鳖，有蹄髈有红烧肉。这种理想化的小康生活显然是奢望。所以，他不满，他暴躁、他不依不饶地缠着她闹：你把我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我有那么多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买猪蹄买大带鱼？你这个刻薄的坏女人？
她被他叱责得狼狈不堪，还不能和他辩论，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抚他：“你别生气啊，别生气，你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到手呢。过几天我去镇上领，肯定会给你买好吃回来。”
她像哄孩子一样把他哄去看电视。从他四十岁起，她就这样哄着他了。有什么办法呢？她嫁给他时，他在镇上唯一的商场里做售货员，也是一表人才聪明能干。他精神失常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儿子。儿子七岁，大夏天的，趁着大人睡午觉偷跑到水塘边上去玩水，一头栽了下去。找到时，口鼻全是烂泥，肚子胀鼓鼓的。她抱着尚牙牙学语的二儿子疯了一样地飞奔过去，孩子早已没了气息。那个孩子是他的宝贝，他的命根子。打那之后，他的元气就大伤了。上班时间自言自语，收钱找钱一再地出错，不是少收了，就是多找了，他经手的那只柜台的账面上每个月都对不上数目。顾客来了，絮絮叨叨地和人家诉说自己落水而亡的儿子，说得人家头皮直发麻。商场的领导还算是有人情味儿的，体恤他的失子之痛，给他办了病退手续，让他领着一份基本工资在家休养。
这一休养，就是十五年。他在家看书、看报、养了几盆兰花，按照医生的吩咐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还不错。他养病的那些年，家里家外全是她担着。她是个要强的人，眼看着左邻右舍翻盖的二层小楼把自己家的三间小平房夹在中间，她无时不刻地想着怎样把日子过好。二儿子上小学后，为了一家人也能住上新楼房，她把孩子托付给寡居的婆婆，只身去了上海的富贵人家做保姆。保姆倒是能挣钱，关键是不自由。一年到头，雇主家至多批她两回假。她在大上海抱着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妈妈疼。她心里有愧！为了弥补孩子缺失的一份母爱，她给孩子带回了许多乡下商店里没有的好货色：吃的，用的、穿得、玩的，通通是大上海生产的。村里的其他孩子头一回见着，都羡慕得不得了！
儿子上初二了，她从上海给孩子买了一身的新衣服、一双“耐克”、一辆红白相间的山地车。那会儿，能变速的山地车是新产品，大城市里才兴起，乡下根本买不到。孩子高兴坏了！穿着新衣新鞋，推着新车兴冲冲地出门兜风。她追出门，冲着儿子的背影大喊了一声：“慢点儿骑！”
儿子回头，笑容灿烂得如同五月的榴花：“妈，你放心！”
她没想到那是儿子留给她的最后一个笑脸。她以为时髦惹眼的山地车是儿子的快乐源泉，丝毫没料到，快乐的源泉转眼酝酿出了滔天的漩涡，生生地困顿了儿子一生。
孩子骑着车在公路上吹风，迎面来了一群勾肩搭背的社会小青年。可能他们一时心血来潮，可能是款式新颖的山地车使他们眼红了。他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拦住了他：“下来！”
“下来干什么？”孩子感到莫名其妙。
“把车子给我们！”
“这是我的车，为什么要给你们？”
“不给是吧？！”领头的一个小胡子觉得丢了面儿，劈手给了孩子一个巴掌：“给不给！”
孩子死死地护着他的新车，怎么也不肯撒手。
你来我往地抢夺了几个回合，小胡子发飙了，拳打脚踢：“你个欠揍的小兔崽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口鼻出血的孩子被医院，治疗过程中数度昏迷。迷迷糊糊中，一个劲地喊：“妈妈，我头好痛啊！妈妈！”
那时候，她真的没想到儿子的这句话会深深地植根在她余生的每一天里。在脑震荡后遗症的影响下，即将升入初三的儿子办了休学手续在家调养。她以为，只要自己一步不离地护理、好好开导孩子，一切总会明朗起来的，儿子的未来依旧会步入正途的。然而，现实与她的“以为”背道而驰了：儿子的头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狂乱的时间多于清醒的时间，吃药是缓解，根本不能根治。
看着浑浑糊糊的儿子捧着脑袋蜷缩在床上哀号，她心如刀绞。她多么希望眼前的一幕只是一个噩梦，明早醒来，老天爷就会还给她一个崭新健康的好孩子。她多希望儿子还可以像推着新车出门前那样灿烂、那样动人地对着她笑笑。哪怕只是一次，一次也好啊！
还未完完全全地从丧子之殇中回过神来的丈夫接受不了精神失常的小儿子，他顾自退回了业已变形的空间，把塌陷了的世界彻底甩给了她，不愿醒来。
她哽咽着和我说：“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帮儿子买那辆山地车的，要不是那辆车，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我的儿子又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愧疚是这个善良的母亲，无法自熄的折磨。
她的儿子四十多岁了，脑部受伤后的日常就是三件事：吃饭、吃药、睡觉。她也明白精神类的药物吃多了副作用大。可不吃怎么行呢？情绪不稳定时，儿子的药甚至还要加量。她不是没被儿子打过。她泪水涟涟地说，儿子不是故意动手的，他脑子做不了主才会这样的。她一点儿不怪他。她还说，儿子其实懂得体谅她的，预感到自己要发病，怕无意中伤了她，主动要求她多给他吃一颗镇定的药。
她说话的同时眼泪滚滚而下。你能想象得出她这些年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一个痴呆麻木只晓得吃吃睡睡的丈夫，一个神经失常随时可能爆发的儿子。一个正常的人和他们相伴一天是什么感受？一个月呢？一整年呢？三十多年呢？他们俩不是箱子，能摞起来。不是篮子，能挂起来。不是淘汰物品，能装起来。他们是易燃易碎品，得无时不刻地谨慎打理。
她唯一的帮手是婆婆。尽管婆婆的力量微薄，至少，她还不至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两个苦命的女人共同协助了多年，一个照顾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一个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直到有一天，阿尔茨海默病凶猛地入侵害了婆婆的大脑。痴呆了几年，又是中风！
她的人生捱到了这一步，剩下了的，只是一个强撑着的自己和睡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那三个。
我今年只见过她两次。匆匆地来了，匆匆地和我讲了两三句话，匆匆地走了。新冠疫情最厉害的那一阶段，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我站在菜市场外的巷子口，只要看到有人骑着邮电绿的三轮车，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她。想到她蓄满泪水的、美丽的大眼睛，想到她苦涩的笑容和单薄的背影。想起她粗糙至极的双手上拎着的每一样小菜。每一次想到她，我都会深深地、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惦念这样一个与我没有直接关联的女人。况且，我的这种悄悄的惦念于她的生活而言，毫无意义。我不知道在村庄封闭的特殊时期，她有没有及时做过告解。因为她说过，只有做过了告解，只有向主请求了宽恕，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后，她才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无路可走的人！
作者简介：陈慧，70后职高生，原籍江苏如皋，做过裁缝开过小店，现混迹于浙江宁波某个菜市场内，摆摊之余写写小文。长按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