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戊孙：回忆好友刘小平
作者简介
俞戊孙，成都四中老三届高67级4班。年宁南县西瑶乡插队落户，年招工入建筑施工行业直到。从事过翻译，工地经理，项目经理等。年起主要从事涉外工程，涉及到亚非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及大亚湾核电站中方副总经理。编写、出版中、英对照的《建筑施工实用英语会话》并印刷9次。
(五通桥风光)
我在量具刃具厂子弟中学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名叫刘小平。当时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为，一是别人都说我俩长得相像：都是圆脸，胖呼呼的，说他像哥，我像弟。二是我们学习成绩相当，每次期末考试，全班（全年级只有一个班）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上高中时，我到了四中，他在川师附中，我们都住在各自的学校，但还是要经常找机会聚一聚。
文革爆发后，他参加了×××派，我参加的是他们的对立面派别，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武斗最紧张的期间，他们学校的×××派被四川师范学院和附属中学的对立派赶出了学校，作为一个武斗队的小头目，他和他的队员们在四川大学，即×××派的总部住着。这时候，他还总是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玩和“打油泡子”（四川话聚餐）。每次我去的时候，他总是提醒我不要走二环路，不要从川棉厂门前经过，要从一环路一直往东走，他在川大门口等我。
在川大他们的驻地，他毫不忌讳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伙伴们。其中一个高个子东北人，是他们的总头目，叫“崔头”，对我很热情，说“肥头”（刘小平的外号，意思是肥胖的头目）的哥们就是他的哥们，不管是哪派的和哪个学校的都欢迎。他还带着我去看他们的家当。那是在一间大教室里，这些中学生在摆弄各种枪支和迫击炮等。我说要是走了火怎么办，他说不会的，他们有教官。
我觉得还是离武器远点好，就进了他们的宿舍，看见床上，桌上乱扔着一些破旧不堪的书籍，就拿起来看看是些什么书。结果一看，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些书原来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世界名著，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俊友》，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三剑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及杰克·伦敦的《毒日头》等等，我就想把这些书借回家去慢慢看。但是，他们组织的另外一个叫“晃壳儿”的头目，不让我把这些书拿走，说这些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看了要中毒的。我的朋友刘小平对他说，你算了吧，我看见你自己看得津津有味的，现在还装什么正神！他就不管他愿不愿意，把我想要看的书统统装进了一个书包，让我带走。
就这样，我曾经多次去川大刘小平那里借书和还书。那段时间，我看了这些和以往的革命书籍迥然不同的书，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很惊奇，原来西方世界的人一百多年前就过上了另外一种和我们大不一样的生活。另外，看了这些书，书中必不可少的对爱情的描写，燃起了我心中对爱情的向往。我想我也有二十岁了，我也该尝尝爱情的美味了，于是我就开始幻想起来，想着该把我的爱情施放到哪个人身上。但是，我还未来得及实施我的梦想，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与我擦肩而过，差点让我一辈子尝不到爱情的滋味。
那时四川省的两大派已经“大联合”，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所有学校都上缴了武器，不再武斗，要搞“复课闹革命”了。大概是觉得自由自在的日子快结束了，有一天，刘小平和他的伙伴们要到乐山专区的五通桥去玩，让我也加入，我就欣然前往了。我们总共有二十人左右，站在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上，吵吵嚷嚷地出发了。
到了五通桥的那个晚上，在一所中学安排好住处后，我们都出来逛街景。“晃壳儿”和他们的十来个人走在前面，不久，他们就从我们视线里消失了。我和刘小平，“崔头”等七八个人在街上慢慢走着，浏览着这里的特殊景色，原来，五通桥镇是岷江河汊上的一个岛镇。这里有许多桥把被水隔开的街区联通。我们走到一条街的拐弯处，看见一伙人围着一个西瓜店，边吃西瓜边和西瓜店的人在争吵着。走近一看，原来是“晃壳儿”他们一伙人。“崔头”喊了他们一声，说：出来玩，不要惹事。然后我们慢慢朝前走去。刘小平说，“晃壳儿”这个人，老放纵有些人干点占小便宜的事，有损我们形象。“崔头”笑着说，“晃壳儿”这个人可不能小瞧，你不要看他在我们学校不咋样，在外面可威风着呢。他在文革初期时一个人去拉萨串联，曾经代表首都红卫兵给西藏数千党政军干部做过形势报告。那时，他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坐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信口雌黄，而台下的人鸦雀无声，毕恭毕敬地听着。他那时真是威风十足。我插了一句嘴说，真是乱世出英雄。刘小平笑着说，他要是英雄就好了，别看他嘴上厉害，哪次出去执行任务他没梭边边？
我们一行一边说着话，一边走上了一座悬索桥。这桥大概不到一百米长，宽度只有三米左右，很窄，只能走行人，不能走汽车。桥下面是滔滔江水，看久了脑袋会晕。我们在桥中间站了一会儿，“晃壳儿”他们也走过来加入我们，两批人合成了一批人。正当大家准备朝前走，想到桥的另一头去看看时，只听见两边桥头人声嘲杂，人头攒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压根儿还没想到这两桥头的骚乱与我们这群人有关，就看见石块接二连三地飞过来，砸在身前身后的几米处，还听见“打死这些外地操哥！”的叫骂声。
当时，我站在我们这一长排人的最朝桥头的一侧。看见石头飞来，拿着棍棒砍刀的人群从两边朝中间逼过来，我知道大事不好，大祸临头了。如果按本能，我应该朝后躲，但我却朝石块飞来，人群涌来的桥头方向迎面走过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应该是他们要打的人。我快步地走出石块落地的区域，来到对面杀气腾腾的人群面前，继续不停步地朝里走。在我前面，有一条扁担档住了我的半边身子，我用左手轻轻地把它拨开，侧着身子走进了这个敌对的群体。真是上帝有眼，这群当地人朝桥中央前扔石块，叫喊着从我身旁冲过去，而且没有一个人碰我一下。我完好无恙地穿过了这个扑过来想要致别人于死地的人群，走过桥头，来到对面的马路上。
站在周围看热闹的当地人群里，我回过头来：天哪，真是惨不忍赌！只见两头的持刀舞棒的人群在桥中央合拢，朝着我一分钟前还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同伴们，就是一阵猛打，刹那间，有好几个人被打倒了，发出惨叫。还有一些人不顾身上的伤痛，用手护着头部，或挡开棍棒，拼命朝外冲，冲出了两边的桥头，被当地人追逐着打。在所有能跑的人都跑散了后，只听见几声哨子响，那些手持凶器的打人歹徒，全部跑进大街小巷里消失了。
我这时赶快从看热闹的人群里出来，朝悬索桥当中走回去。眼前的惨象，使我的心收紧了：桥当中躺着七，八个人，头上身上流着血，有人呻吟，有人叫骂，还有人已经失去知觉，一声不吭。我的好朋友刘小平就属于最坏的情况，他的头部流着血，在地上形成了一小滩，眼睛紧闭，已经昏迷过去。其他几个伤者，没有我认识的人。等了一阵，先前冲出去的“崔头”和“晃壳儿”带着几个军人过来了，那些冲出包围逃到马路上的人也回来了。大家把伤员抬到了停在马路边上的军车里，一起医院。经医生检查，刘小平的伤势最重，头部有一条伤口，还挨了棍击，脑震荡，一条肋骨和小腿骨骨折。其他人伤情不等，包括“崔头”和“晃壳儿”也受了轻伤。“晃壳儿”的左手用绑带挂在胸前。
原来，“崔头”和“晃壳儿”猛跑出包围圈后，就朝军队的驻地跑去，半路上遇到军队的巡逻车，就赶紧拦住，把军车带到了出事地点。医院后，他们又跑去见了当地驻军领导，说我们成都来的×××革命造反派来五通桥无缘无故受到袭击，这么多人伤重致残，生命垂危，要求当地军管会（即军事管制委员会，当时各地的实际掌权单位）一定要尽快严惩凶手，否则，将会有一千个成都的造反派战士赶来“血洗五通桥”。当地驻军也很讨厌那帮地头蛇，他们答应立即将凶手抓捕，并说只要不扩大事态，处理凶手的事好办。原来，前来攻打我们的那帮人领头的就是西瓜店老板娘的儿子，我们中一些人把当地的地头蛇惹毛了，造成了这个惨祸。
其后的一个多星期，医院里，看护着我的好朋友和其他伤员。医院里住了五天后的一天中午，“崔头”和“晃壳儿”医院，显得兴高采烈的。他们说，为首的三个打人凶手已被抓住了，并由他们被害者“审讯”，要不是最后解放军把他们三个硬押回去，他们不是死也要比我们的人伤得更惨。我说，你就凭着一只手也去打了“太平拳”（即打那些无还手之力的人）？“晃壳儿”马上就说，我们全体人中就你一个人毫毛无损，你脚底板抹的油真不少！“崔头”对他说，他是我们的客人，他没有挨打，那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谁都责怪不了他！刘小平当时伤好了不少，也能说话了，他责备“晃壳儿”说，这场灾祸要怪就只能怪几个去西瓜店惹事的人，不然我们哪会无缘无故地挨这顿暴打！
几天后，在所有伤员都能起来走路后，我们就返回成都了。几个月后，刘小平就随着他们学校的同学下乡到了青神县插队落户。我在宁南县下乡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刘小平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他过去身强力壮的样子，相反地，却是越来越差，成了长期吃药的病人。我想，那次他在五通桥的重伤，会不会就是他身体由好变坏的转折点。他在农村好几年，每次招工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因为体检不合格，或是他父亲的原因没有他的份。他母亲见他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在农村坚持下去了，就提前退休，让儿子按政策回城顶替母亲的工作指标。但是，即使回城了，刘小平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才三十出头，就与世长辞了。
听到少年时的好朋友去世的消息，在难过之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在正常社会，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好工匠，工程师，农艺师，医生，甚至或许会是科学家，学者等大有作为的人，而现在，一个本是身强力壮的人，却英年早逝了。我想，这也是文革所造成的罪恶之孽海中的一滴水吧。这一滴水虽小，给父母兄弟姊妹，给爱人，给朋友心里造成的伤害却是永久的。对于文革，真是该永久地揭露，谴责和诅咒！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记不起这是哪位名人的名言了，就权当我这篇回忆的结束语吧！
(摘自成都四中老三届回忆录第一辑《长河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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