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交还我所有的钱。”
“我宁愿舍弃所有曾经的时光。”
“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斯坦利杯上划掉，我不能再那样生活下去了。”
“我就是……不能。”
年6月，在《球员论坛》镜头前出现的丹尼尔·卡西洛，第一次对公众展示了他的脆弱。在人们印象里，他是那个横冲直撞的硬汉，他是无畏的“汽车炸弹”，是那个从OMHA时代开始在15个赛季里攒了分钟受罚时间的“行刑人”。他的强硬作风给他带来了两座斯坦利杯，但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也给他带来了永不离开的恶魔——慢性创伤性脑病（CTE）。
状告NHL
CTE是一种脑部疾病，由多次脑震荡引起，会导致记忆力减退、抑郁症、痴呆等症状。由于缺少临床数据，这种疾病通常要到球员死后才能确诊。
卡西洛认为，NHL为了追求高收视率，刻意将“硬汉作风”作为宣传卖点，从未重视脑震荡可能会带来大脑永久性损伤的风险，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没有完善的脑震荡康复护理流程。“NHL刻意忽略了他们比赛风格对球员的安全隐患。”
卡西洛把NHL告上了法院。和他一起的还有尼克·博因顿，后者曾在NHL征战了11个赛季，收获了一座斯坦利杯和无数能称之为“兄弟”的朋友，跟卡西洛一样，他也没能逃脱CTE的折磨。在《球员论坛》发表的文章里，博因顿提到了史蒂夫·蒙塔多，韦德·贝尔拉克，德雷克·布格阿德和里克·赖皮恩，这些都是他在NHL里的朋友，而他们都已经因为不堪病痛折磨而离世。
还有更多的名字。年，28岁的纽约游骑兵队前锋德里克·鲍嘉被发现猝死在家中，警方公布了鲍嘉尸检的初步结论，认为他的主要死因是过量酒精和止痛药，但鲍嘉的家人相信，他的死与他至少四次被打成脑震荡有关。时光追溯到更早以前，年，曾效力与游骑兵的俄罗斯中锋罗曼·利亚申科被发现在土耳其自杀身亡，在他结束自己生命之前，也是位好斗的“拳手”，并也因此遭受脑震荡缺席了人生最后一个NHL赛季的大半部分。
博因顿回忆说，作为一个“行刑人”，他在职业生涯里被认为是一个硬汉，而他的工作中有一部分，就是伤害别人。“有时候让对方的某个球员下场，我们就能够赢得这场比赛。有时候到了比赛的紧要关头，教练拍拍你的肩膀，你就懂他的意思了，你就要上场打一架。不管你相信与否，这就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博因顿说，“我为了我的球队而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为了冰球运动。因为强硬是我们运动的一个标签，当一个人全力撞向另一个人，完全没有留有情面的把他击倒，那就是我们运动的一部分。”
他们最后都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卡西洛说，起诉NHL并不是单纯为了自己而战斗，“我也为了所有被迫承受脑部永久损伤而挣扎于生活的前NHL球员们而战。”
震荡效应
这不是职业体育联盟第一次因为CTE的问题被起诉。
年，脑部神经学医生班奈特·奥玛鲁在解剖前匹兹堡钢人队球员麦克·韦伯斯特遗体时发现逝者的脑部出现了器质性病变，而这种病变很可能是因为橄榄球比赛所带来的多次脑震荡相关。在五年的跟踪研究后，奥玛鲁确认了自己的猜测，并在年将研究结果呈送给NFL总裁罗杰·古德尔，然而NFL始终对此没有表态，直到年才公开承认CTE与橄榄球比赛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
奥玛鲁的研究后来被搬上大银幕，那就是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震荡效应》。
另一位脑部神经学家安·麦琪博士则研究了位已经去世的橄榄球运动员的大脑，她发现，在这位橄榄球运动员里，有位曾经在NFL打球，其中位NFL橄榄球运动员患有CTE，这种疾病的产生来自于重复的脑部撞击。而剩下那位球员则是因为由于家属不同意并未进行检测。
年，在年复一年的媒体谴责和退役球员自杀事件之后，NFL终于决定赔付10亿美元给退役球员用于治疗脑部疾病。在此之前，在此之前，已经有超过名前橄榄球运动员就脑震荡和CTE事宜向NFL提出集体诉讼，控告联盟故意隐瞒比赛中多次遭受头部撞击的风险以及漠视球员健康。年6月，联邦法院判定NFL需要为每一名在年7月7日前退役的运动员，或在这个时间点前因脑部病症去世的运动员家庭，做出最多可达万美元的经济赔偿。
关于NFL的赔付方法是否公平有效，目前其实仍有争议，许多退役球员抱怨说里面有很多条条框框，而且并未对以后被发现罹患CTE的球员提供保障。还有一些球员指出，获得赔付的过程十分复杂。不过，至少现在已经有3亿美金支付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退役球员。
NHL选择强硬
“NFL的赔偿决定并非完全出于法律裁决，而更多的是从公关角度来考虑，也是NFL正视脑震荡对其运动带来风险的态度。”在布鲁克林法学院执教的乔迪·巴尔萨姆说，他也是NFL雇佣的律师团成员之一。
与NFL的做法相比，NHL的策略有很大不同。在过去四年里，NHL也多次面临被退役球员起诉的局面，但NHL的态度都是尽全力去打官司。NHL总裁加里·贝特曼甚至多次公开否认头部撞击和脑部创伤之间的关联。
福坦莫大学体育商业项目主席马克·康拉德指出，NHL显然对此进行了计算，并认为他们能够承受负面影响，这样比对球员进行赔偿更划算，即使这样对球员并不公平。“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感到羞耻，”他说，“但从道德角度上来说，你希望这样的事情持续发酵多久？”
从现在而言，NHL的计算或许是正确的。联盟比赛的上座率和收视率并未因此下降，而冰球的参与率也不断在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家长们也并未因为担心而远离冰球选择其他运动。
尽管NHL曾经输过几场官司，但对他们有利的事，联邦法院监管此案的苏珊·尼尔森在7月13日拒绝将此案列为集体诉讼案件。她表示，由于各州对于医疗监管的规定并不相同，所以集体诉讼会极大增加本案的难度。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对NHL提出诉讼的将近名退役球员将不得不以独立身份分别起诉，这样显然更难，而且诉讼所花费的金钱也更高。
7月25日，球员方面的首席律师查尔斯·辛默曼表示，他们将不再对尼尔森的裁决做出上诉，而是接受作为独立起诉人上诉的决定。“我们实在不愿意再拖延下去了，”他说，“球员的诉求需要得到解决，我们会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的去打官司。”
诉讼还会继续。
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卡西洛现在的心里充满了恐惧。“那是非常骇人的旅程。如果我还在NHL打球的话我会感到害怕，无论我是克罗斯比，还是那些刚刚进入联盟的小孩。”
“我还是爱冰球这项运动，但我不爱N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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